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而此时的宋哲元还幻想着当他的“华北王”，对此日军意图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令张自忠留守北平，缓冲中日关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但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1937年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