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秋天开学到1977年秋天第二学期结束，经过两个寒来暑往，杨成栋、王桂香、李庆卓、赵衍坤四人从东寺中学高中毕业了。尽管在这两年里党和国家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经历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朱德委员长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等重大事件，但地处偏远农村的东寺中学，除了毛主席逝世那段时间停了几天课，按照上级教育部门部署安排举行悼念活动外，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停课，最后有些牵强地完成了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业。
他们从学校毕业回村后，大队刘书记领着李庆卓的父亲带着礼品找到公社教育组徐文教助理员家里。刘书记和徐文教助理员是在公社开会时熟悉起来的，有一次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公社、管区、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上，两人坐在相邻的座位上。会议中间休息时两人一起去了趟卫生间，然后一起蹲在公社院里那棵长了三十多年的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刘书记拿出香烟递给徐文助一根，划着火柴谦恭地给徐文助点上，再用剩下的余火把自己的香烟点燃，不一会儿就从两人的口鼻里腾起一股烟雾。两人聊得格外投机，从双方的聊天中，刘书记了解到，徐文教助理员的老家和自己老老娘家是邻村，老老爷那一辈时还是关系很近相互走动的老表亲，论起来两人还是隔了一辈的姨表兄弟。这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会后善于搞关系的刘书记恳切地邀请徐文助到杨树坪去做客，“表弟啊，早知道咱们有这么层关系，我早就找你喝酒去了！你近段时间抽个空闲到我村来指导一下工作，让我也尽尽地主之谊，就当是来杨树坪学校检查工作，顺便旅旅游散散心。”“表哥，说不定哪天我就去麻烦你和嫂子了！”
两人从那天起就搭上了关系。现在既然表哥出面了，安排个民办教师对徐文助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没有推辞。
没过几天李庆卓就被安排去了仪仙农中当了民办教师。杨成栋、王桂香、赵衍坤分别回到各自家庭所在的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上坡干活。日子不咸不淡的过着，没过多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重新走上了正轨。
在这期间，本村有一个女民办教师辛丽托在泰安县劳动部门当局长的亲戚帮忙，被安排去了泰安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当了一名挣工资还有机会转正的合同工。本村空出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王维进抓住机会托刘书记找公社徐文教助理员帮忙让王桂香顶替了辛丽，做了本村的民办教师。
这段时间杨成栋十分苦闷，自己家里没有任何门路，想当个民办教师都办不到。整天累死累活的按时上坡放工，就像一头被蒙住了双眼的拉磨的驴，在生活的皮鞭驱使下一圈一圈的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好在这年十月初就传来了十一月份恢复全国高考的好消息。在杨成栋看来如同漆黑夜晚透出了一丝光亮，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机会，哪怕是一场虚妄，也要竭尽全力去拼搏争取一下。他重新找全了初高中学过的全部课本，可让他担忧的是生物和化学在校期间没有怎么开课。到正式开考，满打满算也就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既需要补习生物和化学又要复习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当时小平同志还没有提出“三个面向”的重要指示，面向世界还没提到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没有把英语纳入考试。杨成栋感觉到时间太紧了，实在是有些应付不过来，只能抱着考考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李少卓、赵衍坤、王桂香也报名参加了那次高考，他们和杨成栋的想法一样，都抱着试试看碰运气的态度，私下里还心存侥幸，“万一考上了呢，不就跳出了农门，咱们不就成了吃商品粮的人啦！”他们在一块相互开着玩笑，知道考上的可能性也不大。估计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从众心理也是我们的国粹之一。“谁让那时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呢？有什么新鲜事，也不从脑子里过过，凭着一腔热血就不管不顾的参与进去！这也许就是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的原因吧！”李少卓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不做充分准备就报名参加高考的情景时感慨道:“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不然哪里知道自己差距会那么大啊？”。后来他们也找全了课本，利用工作之余的有限时间，开始了全力备考，谁也不想错过难得的可以自己改变前途命运的大好机会！
杨成栋借中午放工后午饭空闲时间，特意跑到东寺中学找到自己上高中时的各科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孙老师和数学老师秦老师，向他们讨教复习备考策略。他把自己担心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给了两位敬爱老师听，“老师，现在我最担心化学和生物高中期间没有上过几节课，现在打开课本看着里面的知识点都和新的一样！快急死我了，你们说我该怎么办？”。两位老师牺牲了休息时间，都热情给自己曾经的爱徒鼓劲儿打气儿，“成栋，以你上高中时学习的扎实程度，好好准备一下还是很有希望的。你数学、语文、物理上学时基础都很牢固！政治把重要知识点好好背诵一下，做到孰能生巧，时政热点也要留心一下，考试的时候尽量少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