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扇服务时，一声声警笛叫得跟难产似的。我本能的从床上跳了起来。也许是神经过敏，我把从自己第一次到警局到现在，把称得上“犯罪”——有资格到警察同志们经营的公安分店喝喝茶聊聊天的事情前后想了个遍，发现现在应该大概没有什么资格进去唠嗑了，才敢胆战心惊的舒了半口气，另外一半还悬着呢。我这个人胆小，经不起吓。不过我又一想，这是医院嘛，救护车不也是这个声音吗？弄得我提心吊胆的。不过我还是不放心，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虽然这个天气随便提个指头都能飙出一身汗来，但我还是憋足了一口气，蹬蹬蹬的跑上了六楼——视野好，能把青山精神病院的大多数地方都尽收眼底。上楼的速度那是没说的，如果有一只长臂猿在这里，他一定会感叹一句：万物灵长果然不是吹的，快，就是快；比我快多了，跟个宝马差不多——嗯，比宝马强多了——宝马可不会爬楼梯。
虽然汗水迷离了双眼，但借着夕阳余晖，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是警车，没错。两辆长安车，一前一后，大小跟平常见到的救护车也小不了多少，车身是绿色油漆涂写的宋体字——公安——触目惊心的准没错了。两辆车都停在大广场上，就是前几天“装蘑菇的稻草人”瞎折腾的那个广场。广场占地不小，我不好估计，具体大小不好说，不过五六个足球场想必还是有的。广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大圆形池子，池子中间有一个假山似的大石台，石台上站着个一丈六的大雕像——据说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精神病学家——不过我越看越像陈旭他爷爷，就是那个我想来就火大的坑死人不偿命的陈院长。这雕像的姿势跟朝鲜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金日成的青铜雕像差不多：左手叉腰，右手前举——伟人在跟你打招呼呢。池子里是些摆设的喷泉管道，来的这几天都没见它喷过水。池子里的青苔赶得上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的。那两辆警车就停在水池子旁边，一前一后。我刚跑上楼，警车也刚到。一刹车，后面一车人涌出十几个身材魁梧的大汉，那个头有点像东北汉子，那身板跟电影《终结者》里的茨瓦辛格有得一拼。都是杂七杂八的短衫——不是正式的公安服，但手里都握着警棍。这架势，如果不是那车上写着公安，我还以为是黑社会火拼呢。几乎同时，前面那辆车驾驶室里一左一右冲出俩人。紧接着后车厢车门滑开，陆续走出九个人来，六个警察，每两个人押着一个“犯人”——我想应该是“精神病”，一个花格子衬衫的女人正在歇斯底里的又哭又嚎，距离有点远，听不太分明；一个光膀子的男人，发了疯似的扭动、挣扎，左后边的那个警察给了他一肘子也没见他老实；还有个类似得了忧郁症的家伙，蓬松着的头发跟个鸡窝差不多，垂头丧气的一句话也没说。这一车的警察倒是一身警服，两股人汇成一股把那三个倒霉蛋推走了。后面的我就看不到了——旁边的一座楼房刚好把后面的故事情节给挡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经错乱了，似乎有个小女孩在车里嘤嘤的哭泣。大老远的，我听得也不算清明。算了吧，精神病院里哪来的小女孩哪？我没想太多，看这架势，应该是跟我没啥关系的，下楼我倒不急了。天气很热加上我的好奇心也不算太过强烈，我倒没跑到广场上去调查一番。最主要的是我知道白静白护士一定会把故事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好奇心跟叽叽喳喳讲个不停自古到今都是女人的专利——黄晓波的至理名言。我一边慢悠悠的走着，一边想着我第一次进警局的那个下午。
济世大学的生活说不上单调，但也算不得丰富。一辆警车已经能让人勾勒出不同版本的故事，何况还是济世大学里的警车。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不寻常，而不寻常的东西总能引来不少八卦。而八卦这种东西，除了算命先生，大家都是喜闻乐见且颇有研究的。当我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大老远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寝室门口。一群围观的群众，不分男女都在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言语中带着些惊奇与激动。语言本是一件传文达意的工具，不过说的人多了，也只能听到一堆嘈杂的声音，反倒伤了达意的目的。因此没有听出有用的信息。此刻，我心里十分忐忑，一想到她，我就有一种负罪感。哪有这么巧的事？如果不是她报的警，又还会是谁呢？该来的迟早会来。我先入为主的肯定了我的想法，事到临头，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艰难的穿过背后的嘈杂声，我径直朝5楼512——我的寝室走去。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悠然而生。死则死矣，希望不会对她的名声有亏，要不我就愧疚难当了。
“五楼，五楼！”一些含混不清的关键词还是让我的耳朵接收到了。现在我连一丝侥幸都没有了。说实在的，警察的效率也太高了些。中午到现在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吃了个不算长的中午饭，只是吴晓明和陈旭跟父亲唠嗑唠得比较久了些。没想到一回宿舍就要进去了。我还在想进去的人需不需要带点衣服之类的呢？好在父亲送来的箱子里全是我的衣物，倒用不着再打包整理，直接拖着箱子就可以到九八七二幺监狱报到了。一种类似于近乡情怯的情形袭上心头，我开始胡思乱想了。报到的时候需不需要交报到费呢？应该用不着吧，要不没钱的岂不就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