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大学生活开始了。
记得是小姨夫自告奋勇要陪我去学校报到的。我们在火车上如何，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我们下火车后先到大姨家，中午吃完饭，大姨夫和一个同事，也是我这个学校毕业的校友，陪着我们一起坐着巿林业局的吉普车，直奔林学院。
一条沿河的柏油路，越走路面越小，沿路几乎都是木制房子，越走越破旧，越走越萧条。来到一个镇，他们说是南吉镇。我想这下应该到了，没想车转个方向往一条更小的路驶去，感觉车又弯弯曲曲了好一阵子，终于看到挂着丹富省林学院牌子的校门。
车从离大门三十米左右的小门开了进去，经过一段两旁都是大樟树的水泥路面，在一座崭新的教师公寓楼下停了下来，大姨夫和他同事提着礼物上去找熟人帮我换专业。
其实只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我感觉走了好久，一路上我都默不作声地听着大人们说话，沿路满眼的破旧萧条让我失落的心情不断加重。
车上大姨夫的同事一直在说话，他说我报的林业经济系是刚刚去年成立的，目前规模最小，很不成熟，各方面都还很薄弱。
林学系是这个学校最大的系，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林学是林业的基础，是万金油，在林业部门无论哪里都吃得开，毕业后容易分配。还说他的同学在林工系做辅导员，其他大忙可能帮不上，但改个专业这种小事应该不成问题。
父亲在家里和大姨夫在电话里沟通过，决定找熟人换一个最好的专业。我不懂什么专业好，在这个学校的专业里也没有发现自己特别兴趣的，所以只能听大人的。
没想到这一改，四年后的我和父亲到处求人送礼也没找到好单位，而林业经济系毕业生供不应求，不求人不送礼，成批进入税务、银行、财政等热门单位。
我想原因可能是93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巿场经济加速转型，社会需要大量的经济型人才。而林业部门则随着经济转型和资源的日渐枯竭而江河日下，对人才的需求也大幅减少。
现在的我经常感概，人算不如天算，真是几年河东几年就河西了，我是进错了大门又进错了小门。
我和大人们一起下了车，一路上的所见让我不敢对这个校园的环境有更高的期待，但随处可见的绿树让我感觉舒服了许多。
我的专业在熟人的帮助下当天就搞定了，由经济系改为林学系。大姨夫和他同事先离开了，小姨夫留下来帮我报名、找宿舍寻床位拿行李。母亲什么都带齐了，大至被褥草席水桶，小至筷子钉子等，家里带的皮箱被大姨用她家的一个特大特重的木箱子换了，说免得把这么好的皮箱用坏了，只是苦了小姨夫。
小姨夫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也离开了。我虽一个人留在了陌生的环境，但并不想家，男孩子就是那么没心没肺的。毕竟是个大学，比我家南武巿最大的学校还要大好多、美好多。
走在校园的花丛绿草之间，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一种大学生的自豪感还是战胜了失落感升腾了起来，这种感觉爬上脸庞和着怯生生的眼神，老油条的大哥哥大姐姐一看便知是个新生。
有着巨大压力的高中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想着这，心里禁不住地一阵欣喜。60分万岁！老大哥老大姐们都这么说。去他妈的高考，别了高中时代，再也不用挑灯夜战了。
临来校前，父母就说谈恋爱的事等书读好了再说。不管怎么说，恋爱谈不谈另外说，大学这四年潇洒过是必须的。就象肩上长时间压着的重担被撂到海里，一身轻松的我可以在沙滩上赤着脚撒开欢来跑了。
我的宿舍在一幢较旧的红砖楼房的一楼，6个舍友，特点都十分突出。
郑伟良，全班个最高，一米八三，满口莆田腔，夹着稍许的娘娘腔，不久就被冠以郑公公的名号；杨凡，全班年龄最小，只有16周岁，总是故作成熟扮深沉；鲍星星，全班胡子最多，没事就拿着电动剃须刀“咔咔咔”地在脸上转圈，眉飞色舞地谈着自己看过的黄色录像，哪天如果少刮一次胡子，就有女生说：“大猩猩，你满脸只剩胡子了；黄村红，全班皮肤最黑，比黑脸包公还黑，却取个很女性的名字，来自某贫困县农村，家境贫寒，单亲母亲拉扯着七个孩子长大，他每个月只有在外打工的大哥寄给他30元钱，好在我们还有40多元饭菜票补贴，后来他争气次次拿奖学金，不但不要家里寄钱，还能贴补家用，他常常独来独往，对大胡子的污言秽语明确表示鄙夷，偶尔还会进行制止，除了我，大家都讥笑他假正经，我这个傻逼青年称号毫无悬念地转由他获得；苏标标，班长，暂时”官”最大，个矮脸大体壮的省城人；我，冼得胜，全班皮肤最白，白白嫩嫩的文弱书生，我觉得自己象个看客，静静地在一旁看着他们的出演。那年我20周岁。
大学的课程任务确实很少，基本上是上午两节长课，下午一节长课，有时没有课。晚上基本没课，学习与否全靠个人自觉。
我所在的班是林学2班，和1班几乎同时上课，整个91级林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