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之前的行文中已经多次出现。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作为岛上最强大及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其最早的名称为“渤泥国”。公元1408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众前往南京朝贡，后病故于中国。在传说中，这位被明王朝厚葬于南京的国王，其实是一名叫作“黄森屏”的中国人，以至于今天文莱首都还有一条路以“黄森屏”命名。当然，传说只是传说，也无法得到文莱王室的认证。即使中国人真的曾经在文莱建国过程中发挥作用，也不会影响文莱的马来属性。
不过基于文莱苏丹国的位置，有机会率先与中国发生地缘联系是可以肯定的。前面我们也说过，前往西加里曼丹采金的华人，就是从文莱而不是中国招募的。相比立国日久的文莱苏丹国，西加里曼丹那些小型苏丹国的控制力显然要弱小得多，这也使得西加里曼丹迅速成长为华人汇集之地。
在荷兰人强势登陆，并开始以武力夺取反抗华人的矿场之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华人采矿公司被开始迫转型农业以自救。然而这显然无法与采矿的利润相提并论。为此，部分华人开始把目光向北投向当时属于文莱苏丹国范围的砂拉越地区。从和顺总公司分裂出来的“三条沟公司”，即为北上势力的代表。
与西加里曼丹的情况类似，文莱苏丹在整个砂捞越地区也面临统治达雅土著的问题。华人入驻之时，正逢达雅人大规模“叛乱”之际。从这个角度说，华人采矿公司的引入，亦有文莱引入外援之意。即使华人社团不直接介入当地政治，他们定期所缴纳的租金，也将对文莱苏丹稳定当地的统治起到正面作用。只是参考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演化路径的话，凭借采矿积累羽翼丰满的华人社团，有可能会最终主导砂拉越的政治经济，为后人留下一个名为“三条沟共和国”的政治传说。
然而在西方势力开始加紧瓜分世界的19世纪后期，这一愿景实现的机率几乎不存在。最终阻止所谓“三条沟共和国”在砂拉越地区崛起的并非荷兰人，而是将北婆罗洲地区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人。不过比之靠“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扩张模式，英国势力在砂拉越的登陆方式要显得更为神奇。公元1838年，一个叫作“詹姆斯·布鲁克”的英国冒险家，率领一条炮艇抵达砂拉越首府“古晋”港。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由众多资本通力合作搭建而成的“有限公司”平台的话，那么布鲁克和他的炮舰就纯粹是一个“个体户”了。在商业社会中，有限公司和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户”都具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从这点来看，如果大家对英、荷等国授权“东印度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帮助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形式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对布鲁克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也不应该感到诧异。
凭借强大的武力，布鲁克和他的追随者，很快帮助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并于1841年，从文莱苏丹那里获得了总督之位。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人采矿公司与他的前任签订了矿业承包合同。次年，不满足于此的英国人总督宣布摆脱文莱苏丹的宗主权，成为独立的“砂拉越王国”，为了与那些土著王国区别开，这个白人王国又被称之为“布鲁克王国”。
很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转移至砂拉越华人采矿公司都不会愿意自己置于西方人管理之下的。问题在于，英国人的武力既然能够制服达雅人和文莱苏丹，自然也能对华人采矿公司能够造成同样的压力。因此，尽管砂拉越矿场的华人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布鲁克的统治，并且源源不断的从西加里曼丹吸引新的矿业公司及华人加入，最终还是只能接受现实。
并不需要为砂捞越华人政治萌芽的遭遇感到遗憾，毕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势力的崛起，更多是一场意外，一场在荷兰人暂时未能北上而产生的意外。其积极意义不在于有没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而在于让封闭保守的华人社会，有了一次自下而上重生组合的试验机会。只是在英国势力几乎同时登陆情况下，这场注定失败的试验，最终未能在砂拉越延续罢了。
布鲁克王国的领地原本并没有现在的砂拉越州那么大，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白人统治下的砂拉越王国，不断通过租借、武力征服等方式向东扩张，包括治服原本不接受其统治的华人采矿公司。整个扩张过程中的标志事件，发生在公元1890年。在这一年，白人国王的的私人军队控制了“林梦”地区。
如果不是把地图放大，你很难注意到今天面积狭小的文莱竟然还被分为了两部分。这块位于达雅山脉与南海之间，面积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林梦地区。林梦地区也是布鲁克王国及砂捞越州，最东边的一块土地。只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况感到满意，尤其文莱苏丹国残存的总面积还不到6000平方公里。因此直到今天，文莱还在试图从马来西亚手中拿回林梦。
白国王”这种从被殖民地土著那里直接夺取统治权的模式并非孤例。在华人主导西加里曼丹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兰芳公司崛起后不久，一位在竞争中落败的华人社团首领，率众征服了卡普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