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下，英、荷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同时共同阻止了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至于西方在南洋的最早开拓者——葡萄牙，即使没有英国的介入，他们也只剩下南洋群岛最东部的半个帝汶岛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与英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而英国又在南洋与荷兰两分天下的话，荷兰人在19世纪中一鼓作气拿下东帝汶也未可知。
顺便说下，如果说葡萄亚在南洋还能够保留一块自留地，只是间接受益于其与英国稳定的地缘政治联盟，那么在大英帝国完全控制南亚次大陆之后，还能在沿海维持果阿、达曼-第乌等“葡属印度”的存在，甚至到印度独立后还试图保留，则完全得益于这层关系了。
在了解上述地缘政治背景后，相信大家对印度、南洋现在的一些行政划分，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过，这一切与19世纪南洋华人的命运又有什么关联呢？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荷兰人决定军事征服西加里曼丹时，代表主战势力北部“和顺总公司”，试图寻求英国人的帮助，或者说纳入英国的贸易网，以摆脱荷兰人的控制。
然而问题在于，荷兰人之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军事登陆西加里曼丹，直接原因就是英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布局。这一威胁使得原先一家独大的荷兰，不得不加速控制那些原本被视为鸡肋的地区。英荷双方快速达成和解的消息，对于华人公司来说并不是好事。尽管最初显示的消息，英国人愿意与之进行贸易，甚至曾经派人来岛上考察，但基于不引发新矛盾的考虑，英国人还是放弃了介入西加里曼丹事务的想法
最终在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彻底征服了以和顺总公司为代表的，力图维持独立的华人势力。在整个荷兰人的征服过程中，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希望用接受荷兰人统治，交换自治权的华人公司，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组织模式来改造原有架构。也就是说，正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传统社团性质的华人“公司”，开始与西方意义的“公司”接轨。
将西式商业组织称之为公司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之后。这一概念的传播者，应该就是已经在南洋接受西方制度改造的部分华人采矿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概念更替的阶段，仍有传统社团以“公司”之名自称。比如1853——1855年在上海起事的天地会式组织——小刀会，对外声称自己为“兴义公司”，就还是传统的社团组织。
兰芳公司所做出的妥协，使其得以存续到到19世纪80年代。然而一如之前在巴达维亚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并不打算把华人，培养成帮助他们统治土著马来族群的政治助手。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更愿意让马来苏丹们辅助他们进行政治管理，而让华人施展经济才能，以此来相互牵制。鉴于华人在西加里曼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这种选择并不算错误。日后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大体也是遵循这一分而治之的模式。
在得知自己所据有的土地，将被荷兰人划归马来苏丹们管理之后，兰芳公司和其它留在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武装反抗。只是这些抵抗，并没有改变政治属性的华人社团彻底消失的命运。尽管此后西加里曼丹仍然留有大量华人，并客观上主导着当地经济，但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的终结，已经再所难免了。
在华人生存空间受到荷兰人挤压之后，一场以此西加里曼丹为起点的新迁徙活动也拉开了序幕。不过那些不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华人，并不用离开已经熟悉了的马来地区。毕竟荷兰人并没有统治整个南洋，甚至还没有拿到全部的婆罗洲。在其它尚未被西方人入侵的马来苏丹那里，包括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华人还有希望找到新的机会。至于这场迁徙又对整个马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年的英荷条约直接决定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包括荷属东印度基地性质的爪哇岛的归属。在整个条约中，新加坡海峡作为马六甲主航道入口，成为了英荷划分势力范围最重要的依据。以新加坡海峡所处的纬度来为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爪哇岛——帝汶岛一线的大/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曾经为各方争夺焦点的“香料群岛”等南洋主要岛屿，最终都成为了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并为后来的印度尼西亚所继承。
不过英国人在马来半岛以外并非一无所获，今天整个婆罗洲呈现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三足鼎力的局面，就是英国人介入的结果。其中文莱以及被统称为“东马”的砂拉越、沙巴两州，在独立之前都属于英国殖民地。如果以新加坡海峡为切割所处的纬度为切割线的话，会发现整个“砂文沙”地区大部都处在这条线的北部。在英荷正式签订条约之前，英国人已经开始尝试与北婆罗洲地区苏丹们接触，试图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新加坡海峡这个座标的确立，从法理上让荷兰人无法在婆罗洲独美，并最终导致了一岛分三国的地缘政治奇观。
文莱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