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的国家，作为掌握政权的马来人，最需要防备的是非穆斯林族群有机会形成统一战线。
作为较晚接受“文明”洗礼的婆罗洲，达雅人的及其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马来西亚境内，也存在于印尼境内。依据所在方位，印尼所控制的加里曼丹岛部分，被行政分割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加里曼丹省”，其中除了最靠近爪哇的南加里曼丹省外，达雅土著在其它四个省份均为多数民族。整个婆罗洲可以被归类于“达雅人”的土著民族，据估计总数可能高达800万。
然而在印尼方面，对于达雅人问题的敏感度，并不如马来西亚那么高。这是因为，印尼部分的加里曼丹岛虽然有数百万达雅人，但放在印尼2.6亿的人口数量中，是非常不干起眼的。换句话说，爪哇、巽他等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印尼，并不担心达雅人有机会分离出去。相比之下，反倒是亚齐这种更原教旨，并远离政治中心的伊穆斯林民族，更容易有分裂的倾向。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南洋诸岛中，加里曼丹岛在地缘结构上的神奇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马来、印尼、文莱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为有个足以影响岛屿地缘政治格局的土著“达雅人”存在。从地缘规律上看，类似“达雅人”这种原本整体处在原始氏族状态的土著，将会随着外来民族和文明的入侵，逐渐缩小人口上的优势，直至最终被基本融合。时间已经推进到了21世纪，达雅人依然能够在婆罗洲的人口中过半，可以想见，在18世纪后期，中国人大规模踏上这片土地上时，达雅人在数量上有多大的优势。
人口数量并非是衡量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否则我们也不会认定，达雅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将随宜着外来人口和文明的入侵，逐渐消亡。历史上，达雅人在文明层级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至于18、19世纪与之接触的西方人，会将他们称之为“猎头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开发台湾岛时也曾经碰到。总得来说，越靠近山地的部族，所保持的原始习俗会越多。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教席卷南洋之前，婆罗洲的一些沿海点也如南洋其它岛屿一样，接近过印度文明的影响。不过真正让婆罗洲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还是伊斯兰教的传播。整个婆罗州最早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是15世纪中的“文莱苏丹国”。此后自16世纪起，婆罗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贸易线辐射的北、西、南沿海，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据港而兴的小型“苏丹国”。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发苏丹国、苏卡达纳苏丹国；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苏丹国等。
鉴于婆罗洲本身的潜力有限，这些小型苏丹国本身在南洋地缘政治舞台上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其统治范围也多是处在沿海的河口地区。至于说它们的建立者，是从马来半岛或是爪哇、苏门答腊而来的马来穆斯林，还是受穆斯林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达雅人，倒是并不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及统治方式，足以将他们融为一体，并与原始达雅部族区别开。
对比达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马来-穆斯林群体在婆罗洲拥有很大的优势。换句话说，在伊斯兰教的强大渗透力下，那些沿海苏丹国必将渐渐向内陆扩张，并一点点同化土著的达雅人。比如文莱就一度统一了包括文莱、沙捞越、沙巴在内的整个婆罗洲北部。而这三个地区也因此经常在地缘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称之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区。
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却对南洋的伊斯兰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改变，是处在伊斯兰教传播链最末端的菲律宾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成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开化较晚的婆罗洲，类似的非伊斯兰外来影响也同样存在。除了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华人群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对婆罗洲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
在达雅人的传说中，他们在婆罗洲的起点，或者说最初聚居地位于今天印尼境内的“西加里曼丹省”境内。巧合的是，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华人社团，所选择的登陆之地，也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从轮廓上看，婆罗洲大体呈现为一个向东倾倒45度的等腰三角形。在地形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东北部顶点，向南偏西方向延伸的一条高大山脉。我们可以将之称之统称为“伊班山脉”。“伊班”之名，源自于东马来西亚境内最大的达雅人部族“伊班族”。
这条主分水岭承担分割印、马两国功能的伊班山脉，其实被命名为“达雅山脉”会更好。当然，达雅也好、伊班也罢，在婆罗洲也许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意味，但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标签来标定它。山脉和原始森林，往往是土著文化的最好保护者，这一特点在婆罗洲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接受这种“原始”地理环境保护的，并不仅仅有数百万达雅人，还有非常珍惜的“婆罗洲侏儒象”。
今天生活在婆罗洲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