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零六章：河套之战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绿教，及与满剌加这样绿教色彩国家交好。
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
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
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主导的锡兰岛。
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锡兰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
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要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绿教政权。
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
今天锡兰的土地上，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绿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
但南洋真正大量出来****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死后，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
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马来记年》载:在西里麻哈刺执政时期，马六甲王国正式成为绿教化的王国。
在罗阉·卡希姆统治时期。
他自称素丹·穆扎法尔·沙，宣布***教为国教，马六甲正式称绿教素丹国。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
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
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我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
但我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
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
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我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绿教徒。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的施进卿。
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
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我朝在内的外交支持。
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
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
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世界那么敏感。
即使在后世，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
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
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
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
掀起了***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自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
后世以旅游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绿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绿教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绿教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我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
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绿教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绿教化后彻底融入。
葡萄牙人的舰队是在公元1511年攻陷马六甲的。
与此同时，我朝却把面朝海洋的大门重新关上。
这一阶段，海洋之于我们的印象，更多是近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
从战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