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道的秘密“，进一步把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 倒幕时期的扩张论者吉田松阴和佐藤信渊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起到了重要的鼓吹作用。 吉田松阴是倒幕时期的尊王攘夷派，在倒幕运动中被幕府处死。只活了29岁的吉田松阴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提出了一套“扩张补偿论“。他在狱中著文提出日本在对俄、美贸易上所失去的利益，应该通过征服朝鲜、满洲、中国得到补偿。 吉田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由于弟子众多，其思想后来被广为传播。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大多为吉田松阴思想的追随者。 幕府时期的思想家、经济学者佐藤信渊虽然比吉田松阴早生了31年，但是由于吉田松阴早亡，二人几乎同处一个时代。 佐藤信渊以“征服支那“为核心，写出了一书，宣称日本乃天地间最早成立之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以日本之雄威统一万国何难之有！ 佐藤信渊为统治者描述了其想象中的扩张计划：日本侵略中国，如果节制得宜，5到7年就可以使中国土崩瓦解。而要征服中国，应该首先占领满洲，然后以满洲为根据地占领中国、朝鲜和印度。 明治维新打通了强兵之路，这并非其进行武力输出的主要原因。日本走向扩张的深层原因在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上述“天下观“。 在佐藤信渊之后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之流。 伊藤博文是在明治维新的政治斗争中崛起的政治明星。 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的经济获得飞速发展。1870年到1885年这短短数年里，日本落后的工业面貌大为改观，初步实现工业化。 改革尽管使日本的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使人人受益。伴随着明治维新，一些没落的武士因丧失特权而不断发动叛乱，大批破产农民也对现实不满。不满的力量形成了一股要求民主权利的“民权运动“。 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熟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药方。 具有欧洲考察经验的伊藤博文主张日本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主权在君“的宪法。 随着伊藤博文的建议得到了明治政府的采纳，这样一个主导了甲午战争的扩张主义者成为政界的核心人物。 与伊藤博文同一时代的是山县有朋，此人在此后的对华侵略中，主导了大量的军事行动。 1869年6月，日本改元明治的第一年，当时就已经负责军事的山县有朋前往欧洲考察。 德富苏峰在中说，山县有朋认识到，要巩固中央集权，完成维新大业，“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 1870年8月，考察归来的山县有朋向天皇建议，设立中央政府的军队--天皇“亲兵“。山县有朋还提出，主张实行欧洲兵制为楷模的征兵制度，另外为防备俄国，还强调扩充海军。 1871年，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提出，“兵部将来之目标在于外“。在军国主义的“挟持“下，主导日本近代历史上的“大陆政策“初步形成。 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将亲自递交给明治天皇，并在奏章中说： “当年万国对峙，各划疆域而自守，非强兵而不能独立……邻邦兵备之强一则可喜，一则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可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持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国民之劳力始可积蓄，国民之富贵市场可保……“ 伊藤博文也上奏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之举止已不可坐视。 明治维新两条腿走路，就是富国和强兵。除了上面所说的发展经济之外，日本加紧实施军事改革，建立近代化军队。 日本迫于列强的压力解除锁国政策后，军事落后必然挨打的教训，激发了明治政府改革旧的军制、建立有先进技术武装军队的决心。 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征兵制的实施，使军部在政府的地位逐渐占据了优势。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运而生。 知识界“扩张理论“，如果不上升为政策，也就仅仅是一种“学术“。但是，这种学术思想在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渐成为明治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 这主要是因为明治天皇对于这些扩张思想的高度认可--天皇本人就是一个主张“布威四方“的军国主义者。 1868年，刚刚打倒幕府夺回权利力天皇，也就是当年改元明治的睦仁天皇发表了日本近代历史的“谶言“--。 明治天皇在其刚刚立足之际就在这篇文字里宣称，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结合后来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这篇文字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胎动，又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宣言。 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以及明治天皇这些政治人物推崇扩张之外，与他们同一时期的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的扩张也做了重要的理论宣传。有关福泽谕吉的思想对扩张的影响，后文再表。 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在吸收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把“强兵“看做是“富国之本“，极力主张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