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明说：“那个小姑娘太老实了，要是我，直接拿了彩票去兑奖，和他们谈什么，我刮出来的肯定是我的。停工作，怕什么，拿了钱干什么不行。”
田亮说：“恐怕兑不出来吧，厂里去一个电话，别人能兑吗？肯定让把事情扯清楚了再说，谁不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江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边收拾工具，边在想现场争论时，那些人说的一些话，大脑还沉静在刚才的场景里。不是那5万元让他动心，而是小姑娘那种说不出的委屈，在他的心里引起一丝的共鸣。他想起老舍说骆驼祥子的一段话：“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卖最大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自然，老舍说的是旧社会，旧社会里的祥子是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现在是新社会，在新社会里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但有些社会现象虽经几十年的革命洗涤，仍然遗留些痕迹。
如果彩票是其他人刮出的，厂里会不会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刮出彩票的人强势一点，会不会根本不会有后面的一些事。我们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不相信命中注定，可生活中的一些事，却偏偏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根绳索牵扯着你，让你无法挣扎。
临时工，这三个字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都要重，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口。自己的工资和田亮他们不一样，到现在还是一天一算，不用说，肯定也是临时工。他不知道，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更合适，该持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如果因为一件事不得不发生冲突，那他现在的工作还能不能干下去。
小罗不能辞了她的工作，他也不能辞了他的工作。工作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饭碗的问题，你不能端起碗，刚扒拉了两口，就让人硬生生地抢了去。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于情，于理，于法，都会让你不能接受，都会撕扯掉你心里仅存的一丝尊严。
小罗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他应该怎么办？现实好像已经告诉他，他的身份有问题。他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后面的路无法走下去。他已经丢了前面的2份工作，虽然那2份工作不怎么好，不怎么体面，但失去时让他感到很有些无奈。一个连工钱都没敢要，自己回了家。一个虽说没让赔车钱，可老板一生气，他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是他的第三份工作，可这份工作牢靠吗？能干多久，他心里确实没底。
后来的事传出了多种版本，在街上，你就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像一个动听的故事。但三江比较认同陈亚玲的版本，因为预制厂订横幅和展板的那人又来了好几次。每次来他都会找陈亚玲悄悄地说上一会话，每一次都会带走一些东西。
听陈亚玲说，小罗犯了倔脾气，就是不交彩票。为这事，厂里先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辞退小罗的通知，见仍然没有动静，又让几个警察模样的人到她们家，连母女俩一起询问了几个小时。因为小罗没有上班，同车间的师傅们不干活了，围在厂长办公室里，非要厂长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