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已是“纪纲颓坠，法度凌夷”，皇帝的统治力已严重失控。比如，大臣们上朝根本不讲什么朝仪，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这搁在任何朝代，都是掉脑袋的罪。不仅如此，官员们争权夺利，内阁首辅（宰相）几乎一年一换，换一次就起来一批、倒掉一批。当然最严重的还是财政危机，由于皇亲国戚大量兼并土地，又利用特权逃避税负，以至税源逐渐枯竭。比如隆庆五年，全年财政总收入只有250万两，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如此之大，加上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开支，真可谓到了国穷财尽的地步。
张居正成为首辅后，经过10年改革，成果斐然。其一，整顿了吏治，加强了中央集权。至少谁也不敢在朝堂上随地吐痰和互相诟骂了。其二，在经济方面，兴修了水利，实行了“一条鞭法”，即把各种赋税、徭役总为一条，按实际亩数征收。既简化了手续，也免除了无地农民的负担，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其三，在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忠勇之将，加强了边防。总之，张居正把一个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因而人们赞扬他是“救时宰相”。
然而，张居正病死后，他以前的政敌马上反攻倒算，他本人遭“鞭尸”之辱，家人十余人饿死。更关键的是，他推行的善政或被废弃，或被篡改得一塌糊涂，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恰如明人笔记《野荻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以此观之，张居正改革不能称之为成功，只能视为失败。而他失败的原因在于操之过急、用力过猛，对不该由自己来完成的事做得太多，以至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那么，张居正败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不重视与皇帝的感情，轻视皇权。
任何事情的成败，跟领导意志关系极大。所以，一个经济策划中，往往要考虑如何取得领导的认同和支持。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一点，他让领导意志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却过于简单——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皇帝没有多少发言机会。明神宗即位时，不过是个10岁的小孩子，而且是张居正的学生。张居正当上首辅后，是朝廷中最有才干、最有权势的大臣，他想做什么，皇帝根本没有能力干预，也不敢干预。张居正倒是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经常老实不客气地要求小皇帝罢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勤读书，因为讲得太多，把这位小皇帝讲出了“逆反心理”。
张居正的权势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皇帝毕竟是皇帝，而且小孩子总会长成大人，哪甘心长期当一个学生或傀儡？尽管张居正抱着“周公辅成王”的心情，却难免遭来“曹操挟天子”的讥议。后来，有人把张居正列入“奸臣传”，当然冤枉，但也说明他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确有不恰当的地方。
第二，独断专行，过分打压朝臣。
任何经济改革，没有强力就无法推行，用力过强却容易伤人。所以最好用软硬两手，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张居正是个意志坚定、性格刚强的人，办事雷厉风行。他的新政制订后，就迅速推向全国，根本不管地方官吏、百姓是否适应。谁敢阻挠，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打击，遭他罢黜的官员不计其数。虽然他的政策有益于国计民生，仍难免招来“时政苛猛”的批评。对此，他不以为然地说:“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他认为，要想拨乱反正，必须用刚硬手段。
实际上，“刚硬”只是他喜欢的手段，而不是必须的手段。如果他采取一些温和的辅助手段，比如先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让大家看到好处后再向全国推行，等等，反对的声音也许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在当时，任何反对者都挡不住张居正的铁拳。然而，强硬手段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只会留下怨恨。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失策。
第三，重利而轻谊。
一件商品是否被人接受，不仅取决于它的内在质量，还取决于围绕它所作的一切工作是否招人喜欢。假如某个推销员觉得自己的商品很好，硬塞给顾客，即使价廉物美，顾客也会反感。推行经济政策也是如此，政策好，还要推行的方法让人乐于接受。
张居正就像一个喜欢“硬塞”的推销员，只重实际，不太考虑别人的心情。所以他被看成一个不讲感情的人。他曾严厉惩治一些皇亲贵戚及地方豪强，并警告其他人说:“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那些被惩罚的人都跟张居正平时有交往，有的还是他的恩人，他们犯了法，惩办是应该的，但最好做得策略一点，或者把得罪人的事授权给别人去干，或者事后进行沟通，保全别人的面子。
所以，张居正得罪人，不一定是非得罪不可，关键是他喜欢板起面孔做事，不太注意别人的自尊。老子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一个人正直廉洁是好品格，但行事还是要做得圆润一点，尽量不要伤害别人，在办好事情的同时，也要尽量照顾别人的心情。
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