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选调的事儿，大沟崖子的知青们个个被搞得愁肠百结，憋闷抑郁。
曹金芬找到林燕生，抱怨自个儿父亲的小业主成分，害得她在这个社会里什么出头机会也得不到。
“真的，如今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身世。”曹金芬怨艾地说，“可人家和你交往，偏偏先要知道的，还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林燕生对此当然深有同感。自打父亲被内定为右倾分子后，大到国庆、五一节日游行、游园；小到团课听讲、学雷锋义务劳动……，这些被孩子们视为自身进步与荣耀的政治活动，就再没他参加的份了。
真不知道以出身论人品、定才干这般法则肇始于何时。作为一种荒谬偏狭的国家用人规范，其已致令无数竭诚报国的仁人志士，做人尊严横遭辱害，前程事业荒废无着。
尽管在报刊社论政治课本上，白纸黑字印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人人平等，享有世界上最最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可在现实生活里中国虽没贵族、贱民之分，上层建筑对自身血统纯正的注重程度，已经被提到关乎国家基业之本的高度。
这样，由阶级成份为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衍生出血统高贵的红五类。这一群体的后代被骄诩为“自来红”，天经地义地与其长辈共同享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在现实社会工作生活中，红五类子女俨然就是国家政权延续的当然继承人与依赖对象。在政治参与、资源占有、利益分配诸方面，均享有优先权。甚至在触犯刑律的情况下，亦能藉此享有不同程度的豁免权。
相比之下，阶级成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包括资本家、黑帮等人群，被统称为“黑五类”，成为国家的敌人和专政对象。其子女亦公然被打入另册，甚至被蔑称为“狗崽子”。在精神生活与工作学习中，均遭受到社会歧视，甚至苛虐凌辱。
介于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从事教员、医生、会计、工程师……等职业的人群，在社会上则处于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他们被讥为“资产阶级分子”、“臭老九”、“灰五类”，同样遭受着低人一等的歧视。其子女的社会地位，并不比黑五类子女好多少。在加入党团组织、升学、分配、招工、参军、提干诸方面，同样被视为异类。
关键问题在于社会资源稀缺；红五类及其子女的欲望与优越感徒增不减。许多令人艳羡的好事儿，在他们自己圈内也只能按照父母权势高下进行分配。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已属弱势，谈何圈外灰五类、黑五类出身的人们呢？
远的不说，同样是上山下乡，东北农场、内蒙军垦那些能端铁饭碗挣工资的国营单位，不就以边（境）审（查）等名义，划定出身有滓儿的学生不能去么？
由阶级成份有问题的家长，波及到出身不好的子女后代，举凡被划入“黑、灰五类”的人们，总是矮人一头，低人一等。伴随伟大领袖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歧视愈发变本加厉。
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因为他们“根红苗正”，就具有了先天的政治正确性与革命坚定性。曾几何时，由他们结团组织的红卫兵，按捺不住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领感受和内心狂喜，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四出列队骄横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而这歌词里的“党”，早已被他们局化为某些个人，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了。
显然，拥有一个被执政者认可的家庭出身，在时下社会已成为至极重要的事情。反之你就是狗熊，就是浑蛋，活在这世上就是多余的。个人身世低贱，注定前程迷茫无着，这已成为一个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铁律。
林燕生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政治老师。得到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为巩固自身胜利果实坐稳江山，就得警醒被推翻阶级复辟，并要谨防其子孙后代以各种形式篡夺革命政权。这是一场长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可林燕生分明记得，历史老师在讲“阶级”时说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围绕物质利益分配，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最高形式可以表现为战争。概念简明清楚确切。
而现如今的“阶级斗争”，却发生在被统治者自身队伍内部。受到攻击的主体人群为依据职业经历、认知差异、经济状况等划分后，混包在一起的“黑五类”。这些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势弱群体，不仅自身成为整个国家的假想敌，其子孙后代亦被殃及终身，不能幸免。
这和封建统治下的族亲株连有何不同？是谁在这里偷换了阶级斗争的概念？林燕生再也想不明白了。可他却隐隐感到，在当今社会上，人人都喊只有自己在捍卫真理。而真理倒成了他娘漫地卖春的娼妓，谁手里握有权力，它就扒掉裤子心甘情愿爬到谁怀里。
想到这儿林燕生禁不住心头一颤，暗暗责问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忒反动了？当他得到的答案是肯定时，忍不住慌乱地瞥了曹金芬一眼，唯恐被她窥知心事。
见曹金芬正盯着煤油灯的火苗发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