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开展的送春联活动，似乎提前催醒了村民过年意识。大伙儿纷纷向生产队请假四出赶集，偷偷将一家人积攒多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柿饼、酒枣……，拿到那离村远远的集市卖掉。期图换上点儿活钱儿，在守夜的饭桌上给老人、孩子们添上点儿像样的吃食。
这种简单、初级的农家贸易活动，却被中央政府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明确表态要予以重度打击，坚决割掉。于是落地为摊的农民，一旦遇见革委会头头领着裹红袖箍的民兵出击，无异于撞到了御封强盗的合法打劫。
这话今天听着别扭，当时却是无可厚非的社会公则。被截获“赃物”的村民不但鸡飞蛋打遭灾破财，一旦流露出反抗意识，还会被冠以“反革命”罪名，游街示众，关押殴打。
老支书昨天去街里开会说的就是这事。公社革委会赵书记严厉要求，各村要坚决从源头开始治理，各基层党支部要看好自己的村民，利用农闲时间，抓紧平田整地多修大寨田。
上溯多少代，老支书家都是这块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地道农民，他深知农户的难处。自家婆娘每年给闺女添置的细布衣服，也是把家里辛辛苦苦织出的粗布、舍不得吃的鸡蛋、酒枣、柿饼啥的，抱到集上卖钱换回来的。
接连几年地里年成都不好，靠生产队分红，大家根本就落不到啥实在东西。眼瞅着就该进腊月入年关了，再让村民们天天窝地里不闹点活钱花，这年该咋过哩？
满心愁懑的老支书靠在炕围子上，嘴里吧嗒着那绿波纹玻璃烟嘴不松口。铜烟锅早就烧得烫手了，却还一明一灭地闪着幽幽红光。乳一样的烟云悬弥在窑洞半空，缓缓将那虚泡泡的身子抻开拉长膨起胀大，于无言中扩展着自家的领地。
“这该死的老头子，得抽多少烟咧？”兰草娘走进来，呛得吭吭咳嗽起来。
嘴里唠叨着，手却没停闲儿。兰草娘嘁哩咣当的把窑门和窗户都拉开了，一股冰冷清新的凉风悠然扑掠进来。
径直走到窑后，兰草娘拾掇着贮存在竹篮里的干枣、鸡蛋、封在瓮里的柿饼、酒枣……。
“俺说屋里的，你干啥咧？”老支书伸手扯过一条被子压在自个儿腿上，冷冷问道。
“眼瞅着就该过年咧。”兰草娘头也没抬瓮声说道，“俺见兰草穿茜茹那身洋布制服老好，想拿这些物什给妮子换身新衣服穿哩。”
“咱又不是城里人，……”知道那身洋布制服便宜不了，老支书阻止道，“俺就不信咧，偏要穿洋学生那玩意儿才能过年？”
“草儿跟着咱享啥福咧？”兰草娘心疼地说，“过年还不让妮子遂个心愿？”
“你随妮子心愿能行，不能去街里给俺丢丑咧！”明明知道自个儿这话的分量连揩屁股的土坷垃都不如，可他却不能不说。
“这枣、柿子都是队里分的，自家晾的哩。”兰草娘反驳道，“俺一没偷二没抢换俩活钱花，咋就给你丢丑咧？”
“私买私卖，落地为摊，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哩！”老支书激动的从炕上跳下来，“俺昨天去街里开会，公社赵书记再三强调的就是这事儿咧。”
“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你让赵书记说说，这个年俺该咋过咧？”兰草娘话语铿锵寸步不让。
“人家赵书记说咧，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抓紧农闲时间大修大寨田哩。”
“啥大寨田哩？”兰草娘轻轻哼了一声，“从咱老祖宗那会儿就一辈儿一辈儿的叮嘱，把土坡坡扒平了地好种咧。可扒到今个儿，见着好日子了么？”
“学大寨可是最高指示哩！”兰草娘的话戳到老支书心窝上，他楞了一下，强词夺理地说，“这最高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小局服从大局咧。”
“俺才不管你啥小局大局咧！眼下过节，全村人都没钱买肉换新衣裳，你说该咋办哩？”
“俺这不正想法子咧？”老支书自觉理亏，喃喃说道。
“要俺说布袋里没钱，法子就一个。”兰草娘不无讥讽地说，“用针把嘴缝上咧！”
“爱咋说就咋说。”老支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让大伙儿把日子过好的法子，俺楚满魁不是没想过。可上边总说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俺有啥法哩？如今村子穷这个黑锅让俺一人背，俺也觉得冤哩。”
确实，如今村子这么穷，老支书真觉得自己责有攸归。现在不是总讲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嘛？可他又觉着这责任也不全在个人。自己当支书这么多年，天天起早贪黑，操持着全村四季生产活计，没有功劳，苦劳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就拿去年冬闲的事儿说吧，自个儿领着村里人提杵打夯，围起一排十几个猪圈，办了个又能积肥攒粪，又能吃肉卖钱的养猪场。
作为配套设施，老支书特地启用地主分子吴元贵，把村里沉睡多年的豆腐坊恢复了起来。
当时自个儿想得真的特别美。点出豆腐卖给周边村民吃，留下豆腐渣喂猪，既解决了部分饲料问题，还不糟践东西。
豆渣喂猪——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