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識為之保「任有鬻舡於倭者，以私將軍器下海律論抵重辟」，則商舡必多，亦皆堅緻。一遇有事，隨可顧募為捍禦之備。又倭中刀銃、器甲諸物，皆可貿易以來；彼造作甚多，不我疑也、不我禁也。若我技與彼同，而加以大小、眾寡、主客、勞佚、饑飽之不敵，即有妄圖，亦且息心矣：故曰「可以制倭」也。
謀倭者何也？彼中各島互相雄長，無數十年長守之國；大抵兵革不息、民生無聊，比鄰之邦互相猜貳：人人力俎、人人魚肉也。即如往日薩摩一州，秀吉既劫義久而強使弘恒，其君臣、父子積不能平；許儀後嘗輸情於撫公金省吾（學曾）矣。其言曰：『秀吉空國而出，內虛於家。薩摩之兵雖盡從弘恒，收合余眾尚可得四萬人；糧食、器械備具，而獨無船也。閩中若多備船隻，加以精兵二、三萬來至薩摩，合力而往；襲破山城，必取秀吉之首』。省吾曾以聞於閣部，而蘭溪塞耳不敢聞也。清正嘗輸情於東征將士：『請合兵以誅行長，還向山城，數月而秀吉之首可致麾下；正且能為皇上盡滅北虜，而舉日本一國長為外藩』！此數語書一赫蹄呈於經略，而桐岡咋舌不敢言也。此兩事者，一南一北，兩不相關；知為真情矣。儀後之乃心宗國，亦非誘我者也。夫南方從事，雖有渡海之險、萬里襲人之難；然有薩摩之地，有儀後為之主，則是薩摩襲之也，不為險、不為難也。朝鮮連兵，有何難何險，而閉耳、咋舌乎！凡倭中事情多有此類，秀吉所以得朝鮮而不敢有也。縱橫之策，多施於擾攘之世。彼土用兵，恒無休息；事機之來，其可盡乎！患我不能知之，無以制之耳。即趙、宋二公聞言不信，亦其夙昔不能知之故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制之，則可得而謀之矣：故曰「可以謀倭」也。
此則可言而未可輕言、未可盡言者也。
【首先我们必须相信一个事实：在明朝嘉靖时期，也就是耶元十六世纪中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国力对中国发动一场伤害甚深的侵略。而在当时新兴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人确实也比较早地与明朝发生了接触，并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冲突，那就是几百年来谁也说不清楚胜败的西草湾之战。可是那次战斗的规模实在太小，无论双方胜败如何，加起来的伤亡也不会超过数百人，最小的估计甚至可能是双方就伤亡了几十人。
但对于那个时代，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偏偏记载了一场令人愕然的“反侵略战争”，而侵略中国的竟然是处于战国时期的日本。那个时代的日本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当时织田家方兴未艾，羽柴秀吉更是连个影都没有，整个日本处在一种分崩离析的割据状态，那些统治日本的家族——也就是所谓的大名——所拥有的力量，大的或如明朝一大县，小的和中国一个村落差不多，而那些有份卷入“侵略明朝”的日本家族，并不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显赫家族，而是一些二三流的货色：要么就是已经逐渐衰落的细川之流，要么就是还未曾崛起的岛津，再有就是从来不算什么大势力的大隅，就凭这些没落的京都贵族、九州岛夷怎么可能将中国东南部千里之地捣得天翻地覆？
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有这么一个不顾历史、不顾常理甚至不顾学术界研究成果的记载，并误导了整整几代人。我实在很不明白硬要把那场内乱说成是“反侵略战争”有什么意义。日本人在战后否认其在甲午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是令人发指的行为，不仅因为他们在篡改历史，更因为他们在掩盖罪恶。而我们国家编辑历史教科书的专家们千方百计要保住这个“抗倭”战争的名号，同样也是一个笑话！说日本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力量侵略中国，这实在是太抬高当时的日本人了。
读历史的人，常容易因为现实而误解历史，比如因为近代中国不够强大，就怀疑起古代的中国其实也不甚强大，同样的，一些人慑于日本甲午海战后的威势，便连带着以为古代日本也很厉害。其实如果能多读一点当时的文献（而不是后人胡乱鼓捣出来的教科书），便会明白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嘉靖时代，中国确实还很强大，而当时日本则还不大上得了台面。
自唐以下，中国人提起边疆这个概念，一般会马上联想到西北、东北和西南，而很少会想到东南，江浙、福建在国防概念中一般属于大后方。这倒也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因为外族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在大航海时代以前，来自海上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过到了明中期以后，这种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是一个今人众所周知（但明王朝的统治者不知）的历史事实，随着海上交通技术的发达，中国的东南沿海已经由过去的大后方变成一个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边疆。当航海技术已经能够威胁到中国的东南海岸，而明朝政府却还没有能够反应这个事实——这两者的矛盾，便酝酿出了明中后期最严重的海防危机。而明政府对这次海防危机的处理不当，又使中国彻底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并在接下来几百年里为西人与东邻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