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以宁沪为中心，合诸省为一联邦，由刘坤一率大军，人京清君侧，罢载漪及刚毅等人，请光绪南下复辟。。慈禧胁迫光绪西狩之后，又有“易西而南”、“退敌迎奕”之议，首先请求联军退出北京，接回两宫，于汉或宁成立中央政府，再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以行新政。这些意见都曾得到了刘坤一的首肯与支持，但由于慈禧态度的改变，这些策略方未付诸实施。慈禧先是主动承认了东南督抚的互保之策是“老成谋国之道”，与朝廷“怠见正复相同”。不久又在电旨中声明，“查销五月廿四日以后伪诏”。刘坤一大喜过望，“不禁拍案叫绝!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中外固结之冤，以片言解释，上下昏浊之气，以一笔扫除，不仅外人之责我国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弥，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鳌矣。”正由于慈禧态度的转变，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也改变了“坚请光绪复辟”的初衷，在议约之争中，极力保护了慈禧。刘说，“半年以来，我两人(刘、张)屡电环球，大声疾呼，苦口剖辩，无非为两宫辩尔。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议约“会同办理”大臣的刘坤一，对慈禧、李鸿章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尔国之欢心”的卖国举动，还是进行了极力的抗争，特别是《辛丑和约》的赔款数额及税权抵押等项，其抗争尤为激烈。乃致李鸿章恼甚，其上奏说，“臣等只有遵旨办理，刘、张等相距已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张之洞曾气愤地对刘坤一说，李鸿章“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也，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在东北三省问题的交涉上，刘的表现甚为突出。他抓住了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对驻俄公使杨儒的斗争进行了积极地策援、鼓励和支持，痛低了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终迫使清廷电令驻俄使馆拒绝签字，沙俄无奈，交还了霸占的东北三省。
在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的同时，唐才常、秦力山等维新派人士则准备在长江流域的湘鄂赣等省发动起义，企图用武力驱逐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拥护光绪重新当政。英国原计划通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宣布东南独立，选择刘坤一或张之洞为“独立政府”的首领，由于其他各国的反对，亦未征得刘、张二督的同意，遂放弃了“独立”的计划。刘坤一与维新派虽都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努力，但在对待慈禧太后及维新政治等问题上，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刘等对帝后是始终不忘“为人臣子”的大节，只望“两宫慈孝相孚”，至于视“平等”、“民权”等则有如洪水猛兽，对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派联络会党、运动清军的讨贼勤王，其更认为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刘在此之前，就用张春之策招抚了与自立军有密切联系的江苏会党首领徐宝山，并通过徐破获了自立军在江苏、上海地区的秘密机构。秦力山在大通发动起义，刘坤一又调兵加以镇压，继而与张之洞一起绞杀了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对于容阂等在上海张园召集的“中国国会”，刘认为“是自立会党，籍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他伤令上海道“设法商阻”，同时又商于英、日领事，不准康有为的自立会在租界逗留及私运枪械，还要求新加坡和香港总督协助严查自立会众，再“通伤各属，如该逆等潜人内地，即行密奴，处以极刑。”
四
如果说刘坤一所倡导的东南互保，其影响主要限于南方或东南等省;那么他在其后所倡导的新政，其影响就不仅遍了全国，而且还改变了其后的历史进程。刘在倡导互保的同时，就把实施新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倡互保是求中外妥协以保护东南地区的安宁，其行新政则是为改变戊戌政变以来的倒退保守政策以寻求自强之路。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说，“此时拟须一面痛切罪己，一面将力行新政纲领，涣汗大号，先行实施，使天下晓然共知朝有实事而非官话”。刘复电以表赞同:“沪元电，深佩名论。中国受病在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有实学乃有实才。综览古今，参酌中外，而新政可成;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害立可见，新政终不能行矣。宫府一体，尤为扼要，是在政府得人。”。
为促使清政府改弦更瑟行变法新政，刘坤一呈奏了《时局艰危谨陈愚虑折》，痛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六十年间，虽有庚申英法联军人侵咸丰帝北狩之耻，亦有甲午割地赔款之辱，但从未如此次之“创巨痛深”，导致“宗社震惊，乘舆迁播，生灵涂炭，元气凋残”，令人“思之痛心，言之疾首”。今议约将始，“时局至此，受亏自不待言，嗣后非坚苦一心，不足以自立;非忍辱努力，不足以图存。”他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重邦本”以改变王公贝勒的顽固守旧观念，“节国用”以使八旗自谋生计和回鉴少兴土木之功，“慎教案”以珍保和平之局，“杜祸根”以重典治乱民。此折呈达西安行在后，慈禧被迫同意实行新政，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刘坤一马上电邀盛宣怀、张容、何嗣昆、沈曾植、汤寿潜、郑孝青等江南名士前往南京商谈变法，共拟新政大纲。张容等“谋士团”一致认为，戊戌之败主要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