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民国5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在《愚斋存稿》一百卷及《盛宣怀未刊信稿》等存世。旧时，大冶铁矿建有盛公祠，摩崖刻有盛公纪念碑。
从政之余，搜集图书文物，藏书极富。大多数是购自江标“灵鹣阁”、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等家旧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购医书、经济等类图书千余种，万余卷。先后藏书10余万卷，有历代状元手迹，凡200余家。宣统二年（1910）建“愚斋图书馆”于上海住所内，聘请名家如缪荃孙、罗榘臣为他编辑《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著录藏书6666种，169900余卷；善本300余种，7300余卷。另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藏书于1933年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书先后拨给三所学校。1949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盛氏藏书调至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圣约翰大学的部分，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有600余种方志，有7种为国内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种，300余种医书，日本刊本500余种，其300余种医书在1958年调拨给上海中医学院；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的藏书归于今山西农业大学。解放初，从盛氏祠堂中发现有旧藏书8100余册，其中善本45种和刊刻的图书18种2700余册，另有文件、信函、档案等，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刊刻图书有《常州先哲遗书》、《卫生丛书》等，由缪荃孙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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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情结
说盛宣怀具有“档案情结”，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一方面有大量留存至今的与盛宣怀相关的档案资料为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盛宣怀为保存这些档案资料作了身心付出。这身心付出既有他在保存档案资料上的有意识，也有他在这上面的无意识。关于前者，据档案记载，经盛宣怀签发的文书，一般都经草拟、誊清修改、再修改等三稿或更多次才发出。即使盛宣怀老年时仍认真如旧。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从盛宣怀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一份《上李鸿章、刘铭传禀稿》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看出盛宣怀的“档案情结”：“另立台湾轮船账簿一本，凡代收之水脚列作入款，代支之保险、辛工、煤炭、物料、关费、码头扛驳各务以及杂用大修小修，列作支款。”为了账目清楚，明细收支，盛宣怀因此提出要“另立台湾轮船账簿一本”，诚所谓立档为凭。这也是为什么盛宣怀档案在今天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会如此蔚为壮观，甚至研治“盛档”成为一门显学的根由所在。
至于盛宣怀在这上面的无意识，我们可从夏东元先生为盛宣怀总结出的具有开创性的多个第一说起：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因为盛宣怀一生有着如此众多的“名山事业”，所以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形成许许多多诸如信札、公函及往来文件、电报等档案，经年累月，这些档案总会有所留存。尤其是盛宣怀在1900年前后曾任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当他滞留上海期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避走西安，不久后在西安组成以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首的军机处。此时盛宣怀所掌握的中国电报局已成了逃亡的清政府与外界沟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代表清廷在北京和列强议和的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以及那桐等人，只有通过北京至大沽的陆上电线与由大沽至上海的海底电缆，将议和进展情况通知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经由上海至西安的陆线传递给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而北京的议和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又唯有通过这一渠道得到慈禧对议和条件反馈的旨意。不仅慈禧太后，其他如各省将军、督抚，以及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也都是通过盛宣怀以电讯方式与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保持密切联系。除此之外，中国驻欧、美、日等各国公使也多是依靠盛宣怀在上海为他们当“二传手”，得以及时获取西安行在的指示，并向西安行在和清政府在北京议和代表报告各国政府的态度与动向。这样一来，盛宣怀坐镇的电报局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北京议和代表、西安行在、各省将军、督抚和各驻外公使之间电讯交汇的总枢纽。在这样的情况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