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
刘坤一塑像
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正因为如此，1881年六月间，两次被弹劾，十二月被免职，自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
成熟时期
1890年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败，使朝野的士大夫们猛然惊醒，也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他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成为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1901年7月，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使之成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成熟时期的刘坤一，其洋务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以致用为原则，反对务尚新奇。刘坤一十分强调洋务新政的易行、易为，对那些徒耗钱财，只有形式而无实际的举措是坚决反对的。（二）坚持循序渐进，徐图自强。刘坤一为政历来主张循序渐进，他说：“论政之道，原不必尽循尘辙，遇事宽容；然必行之以渐，酌乎其中，乃可日起有功，而无娇枉过正之弊，从未有操之过急，轻试纷更，而能有裨治理者也”。（三）坚持自力更生，以“保自存之利权”。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坤一是比较明确提出“洋务对西洋依赖过重”认识的人。
编辑本段
外交主张
刘坤一并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只是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
刘坤一
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一）坚待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