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做那袁世凯的想法，也就是典型的军阀路线。而在这黄安徐家一行见到下层黄安下层百姓绝望而困苦的生活之后张泽华就已经改变了主意：如果不革命，而要走那靠东靠西的军阀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地军事潜力的一种浪费、对此地百姓另一种残忍；不走革命道路，更是对中国力量的一种浪费，对民族的一种残酷。
近代，绝不是某些人想象的什么“民国时期矛盾才积累到如何程度”，更不是《朝花夕拾》中的百草园。自19世纪初以来，旧时不少地方的阶级分化早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哪怕在所谓“同治中兴”“光绪初年”那样的承平时期，哪怕在所谓文风最盛的地方，乡村剥削或隐性的压迫之巨大也早已为陶煦那样的清代读书人所深知，并有过关于租债之酷、地权之不均比新中国教科书更不给面子的详尽论述。
至于打算做那甲午战争中为大清力挽狂澜的功臣，更是可笑的想法。不论清廷还是日本，都是革新之路上的对手。前者弱而后者强。要是有那个本事，早就可以改换天地，何必要耽误几年时间？更别说那样的选择对自身势力成长，对中华发展机遇上的浪费了。
在心中暗中下定决心的张泽华却没有再表面上表现出来，只是对徐进说道：“这村子里哪家十二三岁左右的孩子还算可靠，你来说说？我们就先从挑几个进一步帮助募兵的帮手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