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卫仲道出身河东大族，河东就在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一带汾河的下游河东，卫家世代儒学，是魏晋时期的名门 ，曾经出了五个宰相 ，所以和蔡家堪称“门当户对”。卫仲道熟读经史，与蔡文姬琴瑟和鸣。
当蔡文姬满怀懵懂的羞涩之情坐上花轿时，她心中只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丈夫挑起她的红盖头时，蔡文姬粉嫩的面靥红霞飘飞，她同样无法预知未来的不幸正在等待着她这样一位弱女子。
原本夫妻俩情趣相投，可以谈古论今，可以切磋琴艺，两人恩爱有加，无人不艳羡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不幸天妒良缘，婚后一年，卫仲道就染上重病，尽管有蔡文姬无微不至的照料，仍然医治无效而病终。
假如说过去的流亡生活还有父母的呵护，而成家后的不幸只能她独自承担了。因为这一年的夏天，董卓被诛，蔡邕因为感念董卓对他的知遇之恩，在王允那里做客时他“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十分恼怒，最终60岁的蔡邕被问成死罪，冤死狱中。
初平三年，对于蔡文姬来说是充满不幸的一年，还没从丧父的打击里走出来，相知相爱的丈夫又命归黄泉。
蔡文姬几乎终日以泪洗面，但是婆家人不仅没有为其送去关怀和安慰，还雪上加霜，把卫仲道的死归罪于蔡文姬，责怪她“命硬”，克死了年轻力壮的丈夫，并且将其驱逐家门，令其回到长安的母家。
在娘家，她和母亲仅仅过了两年相依为命的生活，母亲因沉浸于父亲亡故的悲痛之中，也身染重病。不久战争硝烟再起 ，铁骑铮铮之声淹没了她的哀号。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在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追击逃离长安准备东还洛阳的汉献帝君臣及随从百姓的时候，蔡文姬已孤身一人准备由洛阳返还老家陈留圉县避难。
就在她逃难的路上她被李傕所率部队的中羌胡兵俘虏。假如这支部队是一群忠诚之士，那么或许李傕会因为念及蔡文姬的父亲和董卓之交而放还她，可是天物弄人，后来这支羌胡兵叛李傕而离去，直奔南匈奴的南庭大本营西河美稷县（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的准葛尔旗）。
后来蔡文姬在其《悲愤诗》中这样描写这段苦不堪言的经历：“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当时蔡文姬辗转千里，一位文弱小姐随军行征于荒漠旷野之中，昨日面如桃花的容颜早已被烟尘覆盖，当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蔡文姬作为战利品呈现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大殿之上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以为他们在戏弄自己，可是当蔡文姬开口说话时妙语连珠时，左贤王立刻转怒为喜，犹如获得人间至宝，围绕蔡文姬仔细打量，并且下令赶快操办喜事，欲纳其为爱妃。或许这是蔡文姬于不幸中的万幸，她的才识在异域他乡同样获得了一个男人的赏识。
蔡文姬做了左贤王的夫人后，在匈奴一住就是12年，生了两个孩子，儿子叫孤涂，女儿叫孪姬。蔡文姬在南匈奴的生活到底怎样，正史上没有准确的记载，在唐刘商《胡笳曲序》中如是写到:“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可见尽管当时左贤王对她没有做到举案齐眉，至少也是宠爱有加。
可是蔡文姬的“异域”之感无疑是非常强烈的，她作为一个才女，对于人文环境因素比较敏感，“胡”“汉”间的文化差异给她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抹去。在蔡文姬的骚体诗《悲愤诗》里有详细的描绘，“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
客居他乡的愁苦，或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吃穿住用行都是那么奇怪，当牛羊都披着落日的余晖各自归圈之时，蔡文姬难免触景生情：“牲畜尚且有家可归，唯我独自伤怀？”
在这12年中，曹操也已经基本扫平北方群雄，把汉献帝由长安迎到许昌，后来又迁到洛阳。公元208年的汉献帝时代，大汉帝国已是日薄西山。君主幼弱，流民暴动，边将叛乱，军阀割据。
曹操当上宰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乱世成就枭雄，天纵英才的曹操已是四方来贺、威压汉帝。曹操暂时安定了中国的中原地带，国力渐渐强盛起来，匈奴国也派使者到中国来，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
这时，曹操打听到自己好朋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还留在匈奴，便动了接其回汉中大地的念头，时值建安十三年（208年）。他的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决定，成就了“文姬归汉”的千载佳话，也彻底改变了蔡文姬的命运。
一代枭雄曹操与才女蔡文姬之间的关系在文史界演绎出各种猜测。有人说曹操之举出于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后汉书》记载：“素与邕善，痛其无嗣。”
在曹丕的《蔡伯喈女赋》的残文中也写到了这段历史，诗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尽管如此，人们似乎不愿相信这两位才子佳人之间仅仅止于这种纯洁的感情，于是，他们放飞想象的翅膀，建构着两人间的暧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