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句话：‘爆户造家谱’。”
“是这样，‘避圣人讳’也是**文化人的美德，但这个‘美德’误导了后人，使许多研究者拼命拿二王和沈尹默进行比较得出一些很不正确的结论，其实绘画尤其存在这样的误解。比如李可染，有许多人提到他关注写生，其实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黑白照片来的。书上从来没讲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因为李可染的画基本是俯视的，绝少有平视的。如果他真是写生的，那么他的视角在哪里？他难道坐在静止的直升机上写生吗？而飞机上的照相是俯视的，没法平视着照，因为山高啊，照不进去。后来受徐派的影响，强调写生，所以有人说他成天背着油画箱到处写生，这个和一个画家强调自己学宋元是同样的道理。”
“李可染在晚年时说：八大和董其昌用墨像月亮地，极清的，说自己一辈子没能达到这个境界。但时人却没留心他的这种晚年的感悟，因为董其昌被当作临摹的始作佣者，是受到贬抑的，而李可染则被树立为标榜写生的典范，人们已经习惯把他们当做某种符号，简单的对立起来，而不会去关注一个画家的真实用心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现大艺术家，真是有一套，挺佩服他们的，比如齐白石，他到处标榜自己诗第一，其实他的那些打油诗并不最高明，充其量具备一点平民化生活气息，但具备一些生活气息的诗人可多了去了。他倒着排：字第二。其实他的字很多是学吴昌硕的，但书里面老不说他学吴昌硕，只说他学何绍基、金冬心。其实吴昌硕影响最大，他是临吴昌硕临出这么一套写法，当然不否认他学过何绍基，因为早年的画确实有何绍基的影子，但用功最勤的还是吴昌硕。其实他的绘画成就最高，但他硬要倒着说，把绘画的成就排在最末。”
“您是否觉得书画界有这么一条规律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不能讲’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鉴定中也好，还是商场上也好，他的不讲是因为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他抓住一个李可染的特点，在鉴定中是可以用上的，那么他就不愿意暴露给别人，这可能只是几个看起来支离破碎的小的特点。而搞美术史的习惯宏观地看待问题，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而不会就一个人，一幅画的细节做具体的研究。”
“一个搞美术史的有时会抓住一个赝品，或是赝品的印刷品而讲出一大套看似合理的东西；而您掌握了几个鉴别真伪的密码，却能一下抓住了这个画家的本质。”
“我记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了一套董其昌的画册，前言是一个画家写的，很高明的。他开始说了董其昌的生平事迹，以及董的成就、前人对他绘画的评价，他最后说了一点，我觉得挺到位的，他说董其昌真赝难分，“乱董”就是说董其昌太乱了，我们找不到一把尺子来衡量他，没法找到标准。那么他最后说道：现在我们对董其昌的研究不必斤斤计较他的假，我们只是笼统地研究他的风格和图式对美术史产生的影响。”
“这也许是美术史家扬长避短的一个策略，因为他实物见得少呀！如果他严格按照收藏家和鉴定家的标准去写，那他可能无法动笔，因为他先要确定他研究的对象是真的，如果是伪的，那么他立论的基础便自行坍塌了。杨先生是否现过许多出版物中也有不少伪作？”
“最近看了广西出的一本书，大部分是博物馆纪念馆等一起合编的一套八大的书画集。他们里面也说了，这本集子里先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东西，我们已经淘汰了不少认为不妥当的作品，甚至后来重审时又砍了5oo多件，可见其纯洁度了。这本书我买了两套。翻了一翻，现里面问题仍多，很多问题解释不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同样的两本册页，一本是a博藏的，一本是B博藏的，但两本的印章完全不一致，这个怎么解释？如果是宋元的印我们搞不清楚倒也情有可缘，因为宋元时打印的方式和现在不一样，它是水质的印痕，加上年代久远，反复地揭裱，绢帛的纤维会变形，确实很难辨别两个印的差别。但八大的作品则不然，因为他大部分是画在纸上，没有纤维变形的问题。另外，明末时印泥的质量已经很确定了，所以明末的一些印谱非常之到位，甚至好过我们今天的印谱。那么八大的印章对不上就可能两件作品一真一假，要么全假，但不可能全真。您说签名有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很难绝对一致，这个当时的心情，使用的书写工具，包括墨的成色，或是受气候影响：比如这个地区或这几天比较潮湿，那么写起字来会特别流畅，特别润；而北方的干燥气候下写的字感觉就不一样的，江南的书家写的字确实很润，因为会受气候的影响。但是这个印鉴不存在气候的问题，本身印泥是油质的，在纸上的变化没这么大的出入，所以可以确定这两件东西存在问题。您看，一个八大离我们很近，也就一个明末清初的画家，但有这么多问题！”
“张大千曾经有过不少八大的伪作，据说**编的《南画大成》中有不少八大的东西是出自张大千之手。”
“对，他是高手。但实际上，过去的作伪水平和现在相比并不是最高明的，这牵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