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赋税公平，更难得的是，他自己廉洁如水，家中“田不过十亩，宅不过三间”。益州世家几次想拉拢他，都被婉拒。
“擢董和为少府寺卿。”刘备在诏书上朱批，“这样的人掌皇室用度，朕放心。”
消息传到成都，董和正在田间劝农。听完诏书，他沉默良久，对身边儿子董允道：“少府掌皇室财用，责任重大。我此去，你当时时谨记‘俭以养德’四字。”
董允那时已二十出头，在郡学读书，闻言肃然：“父亲教诲，儿谨记。”
这一年的人事变动，还未结束。
秋八月，司空司马防上书乞骸骨。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臣，在奏疏中写道：“臣年迈，耳目昏聩，步履蹒跚。每临朝会，如坐针毡。恳请陛下准臣归养乡里，教子孙读书，以终余年。”
言辞恳切。刘备准奏，赐安车驷马，荣归故里。
司马防离京那日，许多官员到城外相送。马车启动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掀开车帘，最后望了一眼邺城的轮廓，轻声道：“此城，当为万世之都。”
言罢，放下车帘，再不回头。
司空出缺，太尉杨彪改任司空。
太尉之位，由黄门令贾诩接任。
黄门令出缺，太尉长史沮授升任。这位早年献“凿冰三策”的谋士，如今年过六旬，以刚直敢言着称。上任第一天，他便在黄门台正堂挂了一幅字：“风骨”。
僚属问其意，沮授道：“御史风骨，在敢言，在守正。若失此二端，不如归田。”
这一年最后的变动，在九月。
太常寺卿蔡邕，在整理典籍时忽然晕倒，三日不醒，溘然长逝。这位一代大儒，历经坎坷，晚年得遇明主，主持太学，整理文献，总算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临终前，他拉着女儿蔡琰的手，颤声道：“告诉陛下……典籍……已整理大半……剩下的……拜托了……”
谥号“贞”，意为“清白守节”。
太常寺卿掌礼乐祭祀，非大儒不能胜任。朝中议论时，刘备忽然问：“孔文举现在何处？”
“回陛下，北海郡太守孔融，年七十。”
“召他入京，接任太常。”
孔融接到诏书时，正在北海郡学讲授《礼记》。这位孔子二十世孙，早年以才学闻名，后任北海太守，兴教化，劝农桑，政声颇佳。入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拜谒蔡邕灵堂，在灵前郑重道：“蔡公未竟之业，融当继之。”
至此，三公九卿，完成了一轮更替。
但这一年最重要的变动，或许还不是这些。
十月，一道诏令传出：廷尉寺卿诸葛亮，迁中书侍郎，入中书台。
消息传出，朝野瞩目。
诸葛亮时年三十，任廷尉卿已多年。他主持修订《章武律》，审理大小案件数百，更在慕容护案中展现过人才干。朝中皆知，陛下对他寄予厚望。
如今调入中书台，意味明显——这是要培养他参与中枢决策了。
交接那日，诸葛亮将廷尉寺印信、卷宗、律书一一清点，移交给新任廷尉卿满宠。满宠原为兖州都尉，以执法严明着称，经验丰富。
“满公，廷尉寺诸事，拜托了。”诸葛亮郑重道。
满宠接过印信：“诸葛侍郎放心，法度所在，宠必严守。”
走出廷尉寺时，诸葛亮回头看了一眼衙署。正堂上的“明刑弼教”匾额，在秋阳下熠熠生辉。他想起刚上任时，程昱在这里对他说的话：“廷尉之责，不在严刑峻法，而在明刑弼教。”
如今他要去的，是更大的舞台。
中书台在铜雀宫中，与尚书台、黄门台鼎足而立。诸葛亮走进衙署时，中书令郭嘉正在与几位中书郎议事。见他进来，郭嘉笑道：“孔明来了？正好，我们在议海运增税之事，你也听听。”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进入正题。这就是郭嘉的风格，也是中书台的风格——这里处理的是帝国最紧要的政务，容不得虚文。
诸葛亮坐下，静静倾听。议题是关于沓氏、蓬莱等港的海税调整。有人主张增税以充实国库，有人主张减税以鼓励贸易，双方各执一词。
郭嘉听完，转向诸葛亮：“孔明，你怎么看？”
诸葛亮略一沉吟：“下官以为，增税减税，皆非根本。根本在于‘规范’——如今各港税率不一，征缴混乱，商贾怨言。当统一税率，简化流程，杜绝官吏中饱私囊。如此，纵不增税，国库自然充盈；商贾负担减轻，贸易自然繁盛。”
这话切中要害。郭嘉抚掌：“善！此事就交给你办，一月之内，拿出章程。”
“下官领命。”
从这天起，诸葛亮正式进入帝国决策的核心圈。他很快发现，中书台的工作与廷尉寺截然不同——这里看的不是个案的法理，而是天下的利弊；争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得失权衡。
有时夜深人静，他独坐值房，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报，会想起六年前在廷尉寺审案的日子。那时他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事；而现在，他面对的是整个帝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