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没有急著说话。
他在门槛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脚边。
石墩冰凉，他也不在意，就那么坐著，看老太太剥豆子。
豆荚在她手里翻来翻去，指甲一掐，豆壳裂开，豆粒滚进盆里。
动作很慢，但很熟练，几十年练出来的。
“大娘，您这房子住了多少年了？”
老太太的手停了一下。
“四十多年了。
嫁过来的时候盖的，那时候还是土坯房，墙是用夯土一杵一杵打实的。
后来翻修了一次，换成了砖墙，盖了瓦。
孩子们都是在这屋里生的，老头子也是在这屋里走的。”
她说著说著，声音低了下去。
“拆了，就什么都没了。”
沙瑞金看著她。
“捨不得？”
老太太抬起头，眼眶有点红。
“捨不得。
这院子里的每块砖，每片瓦，都是我和老头子一块一块垒起来的。
那棵石榴树，是我生孩子那年种的，跟我大儿子同岁。
四十多年了，每年都结果，甜得很。”
沙瑞金顺著她的目光看过去。
院子角落里，一棵石榴树光禿禿的，枝干遒劲，树皮皴裂，还没发芽，但枝头已经鼓起了细小的芽苞，红褐色的，紧实饱满。
“大娘，您有几个孩子？”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都在外头打工，过年才回来。”
“他们同意拆吗？”
老太太沉默了一下。
“他们同意。
说补偿款能拿不少，在城里买个房子，付个首付。
我不想住城里，城里憋得慌。
我就想住这儿，有院子，有鸡，有菜地。”
“大娘，您想过没有，这房子老了。”
沙瑞金站起来，走到墙根底下，用手摸了摸墙皮。
墙皮脱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青砖，砖缝里的石灰已经粉化了，用手指一抠就掉渣。
“瓦碎了，墙皮掉了，住著不安全。
您一个人住在这儿，儿子在外头，知道了也不放心。”
老太太低著头，手里的豆子剥得越来越慢。
沙瑞金继续说。
“补偿款拿了，您可以在镇上买个小房子，两居室，有暖气，有厕所，不用自己烧炕，不用半夜跑外头。
离医院近，离菜市场近，想看老邻居了，坐个公交车就回来了，十分钟的事。”
老太太抬起头，看著他。
“镇上的房子，能比这大？”
沙瑞金笑了笑。
“不一定比这大，但比这新。
窗户是双层玻璃的，不透风。
冬天有暖气，不用生炉子。
厨房有自来水，不用去井边挑水。”
老太太不说话了。
她把手里最后几颗豆子剥完，把豆粒倒进盆里，站起来走到石榴树跟前，伸手摸了摸树干。
树干粗糙，裂著口子，有几处还长了青苔。
她摸了一会儿，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的背。
“同志，这棵树，能带走吗？”
沙瑞金走到她旁边。
“能。等您搬了新家，我让人给您移过去。
您养了四十多年，不能扔下。”
老太太站在那里，看著那棵光禿禿的石榴树。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吹动了她的头髮。
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
“同志，我再想想。”
沙瑞金点了点头。
“行。您想好了，让村里给我打电话。
我的號码留给村支书了。”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
“大娘，那棵石榴树，我记下了。”
老太太站在石榴树下，朝他点了点头。 第二户，是那个退伍兵。
陈建军。
沙瑞金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劈柴。
一斧子下去，木柴从中间裂开，蹦出去老远。
他四十出头，膀大腰圆，穿著一件迷彩服，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肌肉。
院子里堆著一人多高的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沙瑞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建军同志，忙著呢？”
陈建军停下来，擦了擦汗，看了他一眼。
“你是？”
“省里的。姓沙。来跟你聊聊。”
陈建军把斧子往木墩上一插，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聊什么？拆房子的事？不拆。”
沙瑞金笑了笑，在他对面的另一张小凳子上坐下。
凳子矮，他坐下去，膝盖几乎顶到胸口。
他也不在意，就那么坐著。
“听说你是最后一个没签的？”
陈建军看著他。
“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好几家呢。
他们不签，我也不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