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延熹八年五月十三日，晴，辰时四刻。

艳阳高照之际，右扶风茂陵县城内马氏大宅中，年已八十七岁的当世大儒马融正在进行难得的亲自授课。

年仅十岁的入室弟子袁树则端坐于室内堂下，看着衣着华丽的马融一边侧躺于堂上软垫之中、一边打哈欠的教授着今日的《左氏春秋》课程。

“经云：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狄灭温，温子奔卫；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齐侯、许男伐北戎；晋杀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传云：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

“传云：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邳郑聘于秦，且谢缓赂，故不及……”

马融用迟缓的语调念出春秋经的经文和左传的解经传文，吐字清晰，一句一顿，申明句读，使听讲的弟子们能够听懂他所说的言语，为此表现出难得的耐心。

这对于年事已高的马融来说，并不简单。

作为豪族外戚、当世通儒，马融声名之大远播四海，求教者多达数千人之众，聚集在一起，可谓人山人海，一座马家大宅根本装填不下，甚至连茂陵县城都岌岌可危。

如此之众，他一个人如何传授的来？

但是人家来拜师，他也收下了，便不能不教。

于是他的教学方法便是将弟子、门生分开传授。

弟子相对于门生来说，更加亲近、优秀，往往不是出身不凡就是学识优秀，深受经师本人的认可，有传承衣钵的可能性，所以才会收为弟子，传授的都不是普通大路货。

至于门生，则是简简单单的大班授课学生，学的也都是些普通大路货。

弟子有机会可以得到马融的亲自授课。

门生只能接受优秀弟子的代为传授。

很多门生从求学开始一直到求学结束、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连马融的一面都见不到。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线上教学”。

就马融旗下数千之众来说，能算作弟子的，从他开始教学以来，十数年间，也仅仅只有一百余人，余者都是普通门生。

当前这个时刻，马融身边还在受学的、能够有机会接受马融面授的弟子，仅有三十七人。

而其中，能得到他的认可、出外代表他向众门生传达授课内容的弟子之中的精英——高足，仅有五人。

袁树并不在其中。

这不仅仅是因为高足的存在代表马融个人的颜面和尊严，特别慎重，更是因为袁树求学不过一个半月，年不过十岁。

以这个年龄这个“资历”想要成为高足，就算他身为三世三公汝南袁氏家族嫡系子弟，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融能够网开一面，让袁树进入堂中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已经是看在他的女婿、袁树的三叔袁隗的面子上了，还想更进一步成为高足，得到马融的认可，就非要拿出点真才实学来。

马融虽然以放荡不羁著称，但是这点底线还是有的。

当然，马融的底线的确是有，但是不多。

他身边众多弟子，除了郑玄、卢植等寥寥几人的确有真才实学、也真的是为了学术精进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和袁树一样靠着家庭背景直接走后门进来的。

无外乎为了镀金，往后好走路。

对此，马融也没有什么抗拒的情绪。

袁树今年十岁，在他的弟子之中算是年幼的，但是如他一般七八岁、十二三岁的童子，于弟子群体里也不算少。

虽然马融本人也是豪门公子哥儿出身，茂陵马氏家族也的确是个大家族，于身份上并不逊色于这些小公子哥儿。

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小心，以及给家族子弟留一点香火善缘的想法，他还是拖着日渐疲惫的老迈之躯，亲自为这些豪门公子哥儿授课。

甚至可以算是启蒙。

因为有些小公子哥儿实在是不学无术。

马融年轻的那个时候，豪族们还是比较在意各家子弟的学问的。

可随着整个东汉帝国走向下坡路，这些主导帝国命运走向的豪族们也走向了下坡路，对子弟的学术教育问题不再那么重视，转而更加注重钻营之道。

或者只是着重培养一些精英族人，对没有天资的族人就放任自由了。

比如袁树身边坐着的那个看上去就是一脸没有被知识污染过的纯真模样的许崇，便是被家族放任自由的一份子。

他是南阳豪族许氏出身，因为两个家族交好，所以两人年幼就是朋友，此番袁树西入关中求学，许崇这家伙便是老爹袁逢特意挑选出来给袁树的“伴学书童”。

倒不是说袁逢认为这家伙多么有才能，主要还是这家伙听话，很服袁树，袁树指哪儿打哪儿，是个合格的狗腿子。

这家伙长得虎头虎脑，肉厚扛揍，打架是一把好手，但是很明显智商不高，读书读的不利索，平白有了一个“马氏弟子”的名号，却连一个在袁树看来简简单单的句读都没有掌握。

为了面子上好看，马融特意派了高足卢植来传授指点他加快学习句读，给他一个人开小灶，结果饶是卢植如此坚毅的品性，也差点在许崇身上毁于一旦。

在这一点上卢植就不如袁树了，当袁树意识到许崇的大脑和知识是无法兼容的事实的时候，就放弃让他成为一个狗头军师的想法了。

人总有自己的用处，不会学习，总能会点其他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人，只有没用对地方的人。

有鉴于这群年幼弟子们令人堪忧的学术、智商水平，马融在教学层面上也只能采取循序渐进、循循善诱的方式，由浅极深，传授他最擅长的《左氏春秋》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慢慢讲。

作为经，传说由孔子所作的春秋经全文一万多字，却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二百四十年的历史，算是把“微言大义”这四个字发展到了极致。

但是微言大义到了极致，学习的难度也就到了极致。

甭管后人如何理解春秋经，但是春秋经的文字写的是历史，读历史，需要尽可能的详尽，但是春秋经却是尽可能的简略。

一个季度的历史，只用一句【秋七月】就结束掉了，这三个月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春秋经是不讲的。

就像是本山大叔给范伟的轮椅，全赖学习者自己发掘。

于是这部经典就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这一说法。

这部经典对太多的历史内容有太多的春秋笔法，隐藏省略了太多的东西，想要读懂，非要有深刻了解的高人指点不可，只靠自己，几乎无法读懂。

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并为春秋三传，其原初的目的就是给过于简略的春秋经填补空缺，把春秋经一句话背后的历史背景补充一下，方便后人理解学习。

当然，因为春秋经可供填补的空缺堪比乐事薯片包装袋里的空气，足够后人在其中辗转腾挪、反复横跳。

所以在填补的过程中，便根据个人不同的理解和个人私货，出现了诸多流派。

流传至今，便是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这三大派系大行于世，为人所共知。

各派系对于春秋经的解读各有其特色，且各派弟子都只能严格遵守本门派的解读方向，不能逾越，不能悖逆。

如《春秋经》首句的【春王正月】四字。

左传解释为史官记事，必表年月，谓此年为【春，王周正月】，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历史记述方式，并没有其他含义。

往后，学习左传的一派儒生就只能从这个角度解读春秋经。

但是公羊传不这么认为，这一派系的人对此的则解释为“大一统”，认为这四个字表明了孔子全篇的态度，也就是【继周王鲁】。

所以公羊派的儒生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创作命题作文，不能偏离主旨。

所谓【继周王鲁】，其实和公羊学派“通三统”的说法相关。

一旦人间有新王即位，就应该保留以前两王朝之后，为之封土建国，让他们依然遵守前王朝之旧传统与旧制度，并给予最高的爵位，与此新王朝同时而并存，此即所谓“存二王后“的说法。

因此，当周灭商之后，分别封夏、商二王之后为杞国和宋国国君，加上自己，一共有三个王者，以示正统。

按照公羊派大佬董仲舒的说法，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孔子眼见礼崩乐坏，意识到周王朝失去天命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创作春秋经作为“新王”的象征，提前为这一局面做准备。

如此，则相对于新王的二王后就不再是杞、宋，而成了宋与周，也就是说，杞国的国君因此退出二王后的序列，转而由周的代表者承继这一地位。

而在孔子看来，鲁国与周宗室的关系最为亲近，所以新王朝封二王后，作为周的代表者最有可能被封的就是鲁。

所以春秋经主要写的就是鲁国的历史。

换言之，左传学派的底层逻辑只是把春秋经当作历史传记来看，最多延伸到“警示后人”、“宣扬正道”的地步。

但是公羊学派却把春秋经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度，试图以此制定国家政治制度、决断一切政治生活中的疑难杂症，所有的一切，都要从中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

西汉时期和东汉前中期，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公羊学派还是能占据主流地位的，不过时至今日，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代宗师，马融自然学过公羊传，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但是他个人还是更加偏向于左传立场，传授弟子也是以左传传授，不是以公羊传传授——自然，他也没有传授公羊传的真正资格。

马氏家族不是今文经典传承家族，马融本人也不是朝廷博士，对于公羊传的理解也没有得到颜氏、严氏这目前两大公羊传正式流派的接受，所以他不可以公开教授公羊传的内容。

东汉朝廷目前只有十四个被正式认可的官方学术宗派体系。

其中《礼》有大小戴氏两家，《公羊春秋》有严氏、颜氏两家，《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诗》则有齐、鲁、韩三家。

共十四家，号称十四家法，十四家法均为今文经学体系。

想要教授这十四家家法，要么是朝廷博士，要么是今文经典家族传人，二者都不沾，就只能朝着古文经学方向发展。

作为通儒，马融本人通晓五经，遍读今文经学十四家法与传播较为广泛的衍生学说，对各家各门各派的经学典籍注解都有涉猎，堪称这个时代的学术泰斗。

作为学术泰斗，马融显然不是很喜欢繁琐自守、封闭僵化的今文经学，而是偏爱古文经学。

且因为他的父亲马严跟随名师学习过左氏春秋，所以他本人也把左氏春秋当作立身之本，成为古文经学派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