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不肯离去。
他只是锁定了朋友失踪的原因，找到了那个名为拜蛇教的邪教在本地的据点，接著弄清他们的信仰、行动规律、社会影响力，搞到炸药和装备，再做好袭击准备。
加起来一个多月，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没写过遗书，没发过暗示性的朋友圈。
他照常吃饭、睡觉、研究，照常在买打折商品的时候和收银员说谢谢。
唯一的变化是他不再关注那些討论都市怪谈的论坛。
倒计时四分钟。
崔寻最后一遍检查装备。
此时，慢吞吞的车流还在路面上淌向夜空。
那些车里面坐著的人，有的在听广播，有的在骂路况，有的在想著今晚吃什么、明天见哪个客户、周末带孩子去哪玩。
崔寻曾经觉得自己和这些人之间隔著一层什么东西。
不是优越感，不是疏离感，更像是一种方向上的分歧。
他们都有要去的地方，有要回的家，有必须活下去的具体理由。
他没有。
他活了二十二年，没有找到一件值得赴死的事情，也没有找到过一件让他觉得“必须活著才能继续做”的事情。
两者都没有。
崔寻觉得他就像一条被扔进河里的木头，顺著水流漂，不沉底也不靠岸，偶尔撞上石头就换个方向继续漂。
直到他认识了王禹。
他们两人是在大学实验室认识的，但他们俩最常做的社交活动，是在租的工作室里把灵感化作现实。
他读数据工程，王禹读空气动力学，但实际上他俩都是跨学科的天才，灵感一个接一个，那个滑翔斗篷的原型就是他俩在不久前捣鼓出来的。
王禹的话很多，和他恰好相反。
王禹会在通宵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举著一杯凉透的速溶咖啡，对著空荡荡的房间发表演说，內容从室温超导到人类永生，从地外文明到木卫二冰层下的未知生態系统，语速飞快，手势夸张，咖啡洒在地板上也顾不上擦。
“你知道吗，”王禹有一次这么说，那会儿是凌晨两点四十，两个人已经在租的工作室里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但他们仍旧像最开始时那样亢奋，“每个男人骨子里就想干两件事。第一，为一个崇高的理想壮烈地死掉。第二，在爱人的怀抱里安静地睡著。”
他当时正蹲在地上检查各部件连接状况，头也没抬：“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不，我说的是人类男性的基因里刻著的东西。”王禹把脚翘在工作檯上，椅子往后仰到一个危险的角度，“你去看歷史，看神话，看所有伟大的故事，男人的结局无非就这两种。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死在爱人怀里。其他的死法都不体面。”
“病死呢？”
“不体面。”
“老死呢？”
“那叫苟活。”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追问道：“那你呢，你打算选哪种？”
王禹把椅子腿放回地面，发出砰的一声响。
他歪著头想了想，然后咧嘴笑了，那种笑容带著熬夜过量的亢奋和一种奇异的认真。
“我两种都要。而且我还要在南极搞一个秘密基地，那种真正的地下基地，从冰层里挖出来的。里面有一整套实验室和生活区，供暖靠地热，供电靠小型核反应堆，通讯走加密卫星链路。”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你、我，再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像故事里的神秘组织一样，研究一些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东西。不是发论文评职称的那种研究，是真正能决定人类未来的东西。”
“哪天全世界的命运悬在一根线上的时候，我们就从南极发出一条加密指令，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势力——都得按照我们说的做。然后我们就坐在基地的观景窗前面，喝著热可可，看极光，谈笑间决定人类的走向。”
他沉默了一会儿，质问道：“那个基地有观景窗？冰层里？”
“这就是个意象！”王禹一拍桌子，“你不要在意这些技术细节。”
他接著道：“你刚才还说要研究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东西，现在又让我不要在意技术细节。”
王禹瘫回去，翻了个白眼：“你的性格真的很糟，你知道吧。” 崔寻没反驳。
他的性格確实不討喜，他自己知道。
不主动，不热情，不擅长维持任何超过三个月的社交关係，对人际关係的处理永远是思考后给出他的专属答案，像一台延迟过高的旧电脑。
別人讲笑话时，他不会迎合地笑；別人生气时，他会冷漠地指出对方的错误；討厌的领导让他敬酒就更是完蛋，他从来不会惯著。
王禹是为数不多能够忍受他的人，这个憨逼完全不在乎別人的反应，而且他的话语多到可以填满他沉默的所有间隙。
南极基地的事情，王禹念叨了不止一次，后来它就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固定梗。
每次实验失败或者论文被拒，王禹就会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枕在脑后，说：“没事，等我们南极基地建好了，这些期刊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