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咂摸出二十世纪初的真实滋味，正为此而有些郁郁寡欢时，他的副官兹登科上校走到了他身边。
“殿下，看您神色凝重，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兹登科，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军队。”
卡尔望着窗外泥泞的操场和表情麻木的士兵，如实说道。
虽说他生于十九世纪末，如今活在二十世纪初，但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一切还没有忘得干净。
无论怎么替这个时代的军队找理由、将其视为历史的必然产物，眼前这支军队都不是一个能让他用理性轻易接受的组织。
“是啊军队这东西，远远看着令人向往，恨不得挤进那个组织，可一旦真正穿上这身军装，才会发现里头的缺点多得数不过来。”
兹登科露出一丝理解的苦笑。
兹登科比卡尔足足大了二十九岁，是个有经验的贵族军官，在帝国军中服役了很长时间，想必见过太多类似的光景，甚至可能已经麻木。
这就是帝国军队血淋淋的现实。
许多年轻人千方百计、满怀憧憬地踏入皇帝的军队，结果却发现这里简直像个臭水沟。
和这个时代公认最顶尖的军事集团德意志帝国陆军相比，奥匈帝国军队连士兵的自杀率都高出一倍不止。
这其中的压抑和绝望，可见一斑。
可惜的是，帝国军的问题远不止士兵待遇和内部欺凌这些。
从团长施密特中校开始，就在卡尔面前小心翼翼，自然不必说；同僚军官乃至普通的士兵，都对这位突然空降的年轻皇族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每个人都生怕在他面前说错话、做错事。
但卡尔并不想因此而被刻意疏远，把自己孤立起来。
既然主动要求被派到了这人人都想调离的穷乡僻壤加利西亚，他就打算真正深入进去，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在泥水里打滚，去了解最真实的基层。
而在深入基层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果然还是语言。
卡尔所在的这个步兵团里，士兵成分复杂：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乌克兰人（或称罗塞尼亚人），他们被勉强糅合在一起。
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当然，帝国军的官方命令用语是德语没错。
但所谓“官方”，实际上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和高级军官之间的名义而已。
到了连、排乃至班一级，各个部队几乎各说各话，军官们不得不依赖懂双语的士官或士兵进行传达。
啊，光是想到未来战争中可能因此产生的指挥混乱和延误，卡尔就觉得头开始疼了。
可帝国也不能只招募会说德语的德意志人当兵。
奥匈帝国内的德意志人比例，勉强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再把与奥地利享有二元帝国同等地位的匈牙利人算上，比例也不过是刚刚超过百分之四十。
靠这点人口基数，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个需要应对多线威胁的大国军队。
奥匈帝国必须征集更多的士兵。
即便与德意志帝国接壤的西北边境战争可能性相对较低，可南面有义大利王国，东面有庞然大物俄罗斯帝国，巴尔干地区更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只要想想帝国那漫长而广阔的国境线，就知道必须驻扎大量军队。
理所当然，只能动员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其他少数民族。
于是，各部队内部使用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五花八门。
而且军队不可能只驻扎在加利西亚。再把视野放远一点：
在的里雅斯特或南蒂罗尔，你会听到义大利语；
在特兰西瓦尼亚，是罗马尼亚语；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捷克语；
在克罗埃西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则是各种南斯拉夫方言。
若是在过去封建时代或帝国强盛时期，作为伟大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语言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许不足以动摇统合；可二十世纪不一样了。
这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各阶层缓缓燃烧的时代，语言文化这类标识自然变得格外重要，甚至成为凝聚或分裂的象征。
无论如何，从纯粹的军事效率角度，语言统一才能提高命令传达速度和准确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听了殿下的分析，才更真切地感受到帝国军内在的不足啊。”
兹登科听完卡尔的忧虑，再次苦笑了一下。
毕竟是自己效力了多年的组织，被人这样冷静地一条条剖开，点出缺陷，心里不舒服也在所难免。
但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绝望的事，或许帝国军还留有一线希望，一些独特的优势。
若只看到缺点和黑暗，卡尔自己都会变得毫无干劲，那来这里就失去了意义。
就算掘地三尺，他也得从这看似无望的现实中，挖出一小块希望来。
虽说多半是形势所迫，不强硬同化是因为没那个实力和精力，但总归聊胜于无，结果上确实产生了一些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