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沉重到无法呼吸的压力，逼得连年仅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不得不走进弥漫着粉尘和毒气的工厂、作坊，用他们瘦小的身躯换取几个铜板。
在这个时代，童工是普遍且理所当然的事，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野蛮原始资本主义的年代里，奥匈帝国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躺在旧封建制度上睡大觉。
讽刺的是，这个仍然由皇帝和贵族统治的古老帝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却拥有相对同时代而言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
在欧洲诸国中，这已经算得上少见的“进步”。
毕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养老金、工伤赔偿等福利制度，正是在德奥地区开始萌芽的。
事实上，未来会成为德国元首、将世界拖入深渊的阿道夫·希儿，此时正待在维也纳，过著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生活，某种程度上还靠着帝国发放的孤儿抚恤金过日子呢。
想到这里，卡尔就一阵火大。
这个偏执狂，连一点对收留他的奥地利的爱国心都没有吗？
一边领着奥地利的救济金或抚恤金（如果他成功申请到的话），一边转头就跑回了德国？
更别说他是因为没能考上维也纳美术学院，最终竟想着把整个旧世界拖进复仇的火焰里，果然从一开始心理就不太正常。
总之，帝国政府还试图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也为产业工人引入了工伤保险和疾病基金。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欧洲，已经算是相当前卫了。
你看，那些更野蛮的国家把钱一股脑儿砸进军备竞赛里，而奥匈却把钱（甭管多少）花在安抚国民身上。
在这个比烂的时代，光看这些表面，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帝国的优越性吗？
虽然说白了，要是不用点钱来安抚境内躁动的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帝国内部立刻就要出大乱子，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的意味，但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确实做了些事。
奥匈确实是个和平而善良的国家。大概吧。
总之，在二十世纪这个本来就烂到家的时代，军队这种组织，通常只会比社会本身更疯狂、更扭曲，而不可能更理智，更文明。
“我今天想骑马！”
“啊？可是这里没有马厩啊，长官？”
“蠢货！今天你就是我的马！”
某个老兵把什么东西扣在一个吓得发抖的新兵头上，又在对方脖子上套了根像缰绳一样的破布条，然后翻身骑到新兵背上，用皮带抽打着，嘴里喊著“驾！”“驾！”，周围一群士兵哄堂大笑。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的脑袋是装饰品吗？！”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士官一边痛骂某个反应稍慢的新兵智商不足，说要好好改”他，一边直接抓着那可怜家伙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冰冷的砖墙上撞去，发出沉闷的响声。
“喂，我‘着急’呢，快点！把裤子脱了！”
更隐蔽的角落，传来充满胁迫意味的低声咆哮和压抑的哭泣。
操。
仅仅是普通的殴打、体罚，在这种环境里都只能算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更过分例子，多得连稍微详细描述都让人反胃。
欺凌文化（hazg）在这个时代的各国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奥匈帝国军队也不例外。
真可怕，太可怕了。
对于卡尔这个只在维也纳宫廷和贵族沙龙那种相对体面环境中长大的年轻皇族来说，
二十世纪军队的真面目，简直像一头隐藏在文明外衣下张著血盆大口的怪物。
唯一能算作微弱安慰的，是别的列强国家的军队，内部情况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可能更糟。
法军的纪律问题、俄军的落后残酷、英军的阶级隔阂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还是那句话，这就是个比烂的时代。
虽然这句到底算不算安慰，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再有一点能聊以自慰的，是此时帝国军队在公众社会上的整体形象并不算差，甚至还有点浪漫化的光环。
驻守边境的“皇帝之军”，在不少单纯的年轻人眼里，依然代表着纪律、荣誉和一条可能的出路，很难让人彻底讨厌。
显赫的哈布斯堡双头鹰旗帜，还有皇帝陛下的军队。哦哦哦！听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
只要军队的对外形象还没有彻底跌进泥里，年轻男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它心生向往。
整齐笔挺的制服，闪著寒光的步枪和刺刀，行进时铿锵的步伐和军乐队，本身就足够帅气。
更何况在帝国内部，、年轻的女士们偶尔还会与军官有些短暂的邂逅，社会舆论对此并不苛刻，反而带着某种欣赏。
问题在于，真正进来之后，许多新兵的美好幻想就会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恐惧、麻木或同化。
而卡尔望着窗外操场上那些表情各异的士兵，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去改善这支愚蠢又疯狂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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