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这老东西的坏，那是真坏，坏得流脓，坏得明目张胆。
魏忠贤借着天启皇帝的信任，一手遮天，在朝堂上拉帮结派，形成了所谓的“阉党”，跟东林党斗得你死我活。
凡是跟他作对的，不管是东林党人还是朝中正直大臣，轻则罢官流放，重则剥皮实草，手段狠辣到了极致。
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党骨干，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死状凄惨，
光是想想那些史料记载，朱莯都觉得后背发凉。
他还贪，贪得无厌。
各地官员想要升官发财，都得给他送钱，美其名曰“孝敬”，
甚至还有专门的名目，什么“生辰礼”“安家费”，层层盘剥，刮下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在京城建了堪比王府的宅邸，养了无数义子义孙，
连他的侄子魏良卿都被封了宁国公，简直是鸡犬升天。
更别提他专权跋扈，自称“九千岁”，
各地官员为了拍他马屁，建了无数生祠，比皇帝的庙都多，出行的阵仗堪比帝王，眼里哪里还有朝廷法度，哪里还有皇帝？
天启皇帝不管事，他就真把自己当成了大明的实际掌权人，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想办了他。
这些坏处，桩桩件件，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朱莯哪怕想替他洗，都洗不动。
可反过来想想，在天启朝那几年，魏忠贤在任的时候，大明的朝堂虽然乱，却没到崩塌的地步，
辽东的军饷没断过，边关的将士能吃上饭、穿上衣，甚至还能跟后金掰掰手腕，这又是为什么？
答案就在魏忠贤做的那些“好事”上，或者说，是他做的那些东林党死活不肯做的事上。
首先就是收税。
明朝的税收制度，到了中后期早就积弊重重。
士大夫阶层、东林党人背后的江南士绅、工商阶层，坐拥大量财富，却借着各种名目逃税漏税，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的税收主要压在底层农民身上。
到了天启年间，农民本来就活不下去了，再加税，无异于逼人造反。
东林党人满口“仁义道德”，喊著“轻徭薄赋”，
实则是为了维护自己背后的利益集团，坚决反对向工商阶层、矿主、盐商收税。
可国家要运转，辽东要打仗，没钱根本活不下去。
这时候，魏忠贤站出来了。
他可不管什么东林党的道德绑架，
道德？笑死了，这是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他压根儿就没有，
他也不怕被骂“与民争利”，直接大手一挥，恢复了工商税、矿税、盐税的征收，而且盯得极紧，谁敢逃税，直接抄家问斩。
江南那些富得流油的士绅和工商阶层，被他薅了一大把羊毛，国库因此迅速充实起来。
天启年间，辽东的军饷基本没断过，袁崇焕能在宁远城打退努尔哈赤，背后靠的就是魏忠贤筹措的军饷。
边关的将士有饭吃、有饷拿，才有心思打仗，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制衡东林党。
后期的东林党，早已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他们空谈义理，却毫无实干能力，眼里只有党争，没有国家。
天启皇帝懒得管朝堂事，若是没有魏忠贤的阉党制衡，东林党早就一家独大，把朝堂搅得天翻地覆了。
魏忠贤虽然狠，但他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再嚣张，也不敢真的反了皇帝。
而东林党不一样，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一旦失去制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国家利益，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
后来崇祯杀了魏忠贤，重用东林党，
结果东林党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工商税，把税负重新压回农民身上，直接导致了陕北农民起义，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有就是稳定军队。
魏忠贤虽然贪，但他知道军队的重要性，尤其是辽东的军队。
他对边关的将领，只要能打仗，就尽量支持，哪怕是袁崇焕这样跟他不算亲近的人，也能拿到军饷和物资。
而且他还打压那些克扣军饷的文官，保证军饷能真正发到士兵手里。
反观东林党掌权后，文官克扣军饷成了常态，边关将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哗变成了家常便饭，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
朱莯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心里叹了口气。
魏忠贤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锋利的刀刃，能砍向敌人，能割开利益集团的蛋糕，充实国库；
另一面却是钝器，能伤到自己人，能搅乱朝堂，败坏朝纲。
崇祯杀魏忠贤，看似是铲除了奸宦，大快人心，实则是自断臂膀。
他以为重用东林党就能重振朝纲，却没想到东林党比魏忠贤更不靠谱，嘴上喊著为国为民，实际做事一塌糊涂，最终把大明推向了深渊。
而现在， 他不能像崇祯那样，一上来就急着杀魏忠贤。
“大伴！”
崇祯开口道：“去把魏忠贤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