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会怎样。
1882年6月18日
他写完信，没有立刻寄。他把信放在书桌右上角，和巴林的信并排。
他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里面空着。他把巴林的信放进去——这是右边第二个抽屉的第一样东西。
他关上抽屉。右手在抽屉把手上停了五秒。
窗外，有个男孩在学院草坪上跑。穿着孤儿院的粗布衫，瘦小，跑得不快，但一直在跑。
博士看着那个男孩跑过草坪，跑出视线。
他转回头。把给院长的信折好，装进信封，封口。站起来，穿好外套，戴上帽子，拿起雨伞，出门。
他把信投进门房的邮筒。
门房大爷：博士，您要出远门？
博士：是。
门房大爷：什么时候回来？
博士停顿三秒。
博士：不知道。
他走了。
门房大爷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过墙角。
1882年6月19日。剑桥。三一学院e幢3楼。
博士打包行李。
一只皮箱。衣物。笔记本。母亲的铁盒。窗台上的贝壳——他取下，放进口袋。
他站在书桌前，看着空了三个书架。书还在，但主人要走了。
他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取出巴林的信，读了一遍。
伦敦金融城愿意为解读这些信号付费。
他把信放回去。
他打开左边第三个抽屉，取出母亲1872年的剪报笔记，翻到那一页。
他看了一分钟。把剪报笔记放回去。
他取出父亲1856年的信稿，读最后一段：
他们拒绝的不是我的结论。他们拒绝的是“把道德放进方程”这件事本身。
他看了三分钟。把信稿放回去。
他关上抽屉。
皮箱放在门口。他坐在书桌前，没有动。
窗外，剑河上有两只天鹅。一只在前面游，一只在后面跟，保持三英尺的距离。
博士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提起皮箱，没有回头。
门在他身后关上。三一学院e幢3楼，空了。
1882年6月20日。伦敦。肯辛顿。
博士在新公寓里。
家具是配的。书桌比剑桥那张大，但写字时手臂要抬高。他调整了座椅高度，还是不舒服。他没再调。
他把母亲的贝壳放在窗台上。从剑桥带来的。放好。
他打开皮箱，取出衣物，挂进衣帽间。
1876年的深灰色晨礼服，挂左边。
1882年的萨维尔街黑色礼服大衣，挂右边。
他看了两件外套三秒。关上衣帽间的门。
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摊开一张白纸。拿起钢笔。写下：
1882年6月20日。肯辛顿。
新书桌：手臂需要抬高。需要适应。
新工作：巴林银行统计顾问。年俸未定，按项目结算。
新问题：
一、利物浦港务债券近十年价格——需要数据。
二、利物浦-都柏林航运吞吐量——需要数据。
三、爱尔兰农业收成报告——需要数据。
他停下笔。
窗外，肯辛顿的街道安静。有马车经过，声音很远。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台上贝壳在下午的光里投下一小片阴影。他把贝壳从左侧移到右侧。
没有理由。只是移动了。
他回到书桌前。继续写：
四、为什么母亲从不交易？
五、道德抑制是不是变量？
六、1882年4月17日下午，那个帮我抄数据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他看了三遍。把纸叠好。放进左边第三个抽屉——这个抽屉还空着，除了这张纸。
他站起来，走到衣帽间前，打开门。看着两件外套。
1876年的深灰色晨礼服，左肘没破，袖口墨迹还在。
1882年的黑色礼服大衣，崭新，没有个人痕迹。
他关上衣帽间的门。
走到窗边。贝壳在右侧。他看了三秒。
窗外，针线街的方向，什么也看不见。但那是明天要去的地方。
他回到书桌前。摊开利物浦船期表的抄本，开始工作。
怀表在背心口袋里。他取出来，看了一眼。下午四点三十七分。
他把怀表放回口袋。左手在背心上按了一下。
白教堂孤儿院。同一天。下午。
查理躺在通铺上，睡不着。
怀里揣着那枚琥珀色玻璃弹珠。弹珠凉。
他今天在厨房偷听门房大爷和杂役聊天。门房大爷说：三一学院有个博士，今天搬去伦敦了。做什么的？做数字的。做数字的？就是把东西数清楚，然后告诉别人怎么用。杂役问：这能赚钱？门房大爷说：能。伦敦金融城的人，专门花钱请人数数。
查理没听懂。但他记住了“三一学院”“博士”“数数”。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