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船正往下游驶去，烟囱拖着黑烟。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母亲的那块。表盘裂纹在阳光下闪着细密的光。
上午十一点四十七分。误差三分钟。
他把怀表放回去。
从公文包里抽出昨天抄的数据，继续算。第四遍。1863-1866年的问号还在。他在旁边加了一行注释：美国内战，棉花贸易崩盘，爱尔兰移民改道波士顿。此四年数据不可用。需调整模型。
算到下午一点，他停下来。
从右边第二个抽屉取出莫兰的信——1882年8月那封。他看了一遍，放回去。
从左边第三个抽屉取出母亲铁盒，打开，把父亲的信稿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放回去。
从公文包夹层取出那封没有收信人的信——1882年4月17日写的，母亲忌日那天。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母亲，1882年4月17日。东区码头。一个年轻人问我：名字呢？我没问他的。
他看了一会儿。放回去。
下午两点。他站起来，走到门厅。1876年的深灰色晨礼服挂在左手第三个挂钩上。他穿上。戴上同一年买的黑色高顶礼帽。拿起1877年的黑色长柄雨伞。
出门。
走到街上，雇了一辆马车。
车夫问：先生去哪儿？
他说：三一学院。
马车激活。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右手伸进背心口袋，碰了碰怀表。不取出。只触碰。
窗外，肯辛顿高街的店铺一家一家退后。卖花女的篮子里是六便士一束的白玫瑰。那个数碎玻璃的男孩不在——今天没看见他。
他想起昨天，马车驶过时，那个男孩蹲在路边，嘴里念着数字。八岁左右。穿改小的粗布院服。
他没问那个男孩叫什么。
马车继续往前。帕丁顿车站。他买了一张去剑桥的车票。二等车厢。靠窗。
火车三点一刻发车。他坐在月台的长椅上，从公文包里抽出巴林的信，读第六遍。
价格由您定。
他把信放回去。
火车进站。他上车，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对面是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在看《泰晤士报》财经版。他看了一眼，没说话。
火车激活。窗外，伦敦的郊区退后——工厂、仓库、一排排两层的工人住宅，晾衣绳上挂着洗过的粗布衫。
他想起1880年4月18日。救济院墓地。松木棺材放下去。莫兰铲了第一锹土。他站在最后一排，手在口袋里，握着那块姜饼——不，姜饼放在母亲墓前了。那个口袋空了。
他想起1882年4月。最后一次东区调查。那个年轻工人问：先生，您记这么多，怎么知道哪笔帐是谁的？他说：编号。年轻工人问：那名字呢？他说：不需要。与回归系数无关。
年轻工人没有再问。
他想起那个年轻人的脸——二十一岁左右，灰褐色眼瞳，右手食指第一关节有老茧，和莫兰一样，自学写字的位置。
他没问他的名字。
火车经过一个镇子。站牌上写着：雷丁。他没去过雷丁。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笔记本，翻到第247页。-1882-047。他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
1882年6月16日。去剑桥的路上。
我问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会不会问他的名字？
他写完了。合上笔记本。
窗外，田野出现了。绿色的，有牛在吃草。和东区码头不一样。和泰晤士河不一样。
他把头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凉凉的，有震动。
下午五点二十三分，火车到剑桥。
他落车，走出车站，沿着熟悉的路线步行。三一学院的大门还是那个颜色，灰扑扑的石头，门口站着一个新来的门房——他不认识。
门房问：先生找谁？
他说：我是韦斯特莱克。以前住e幢3楼。
门房愣了一下，然后说：博士，您有三年没回来了吧？
他说：是。
门房说：e幢没动。您的钥匙还在您手里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1876年拿到的，一直没丢过。他说：在。
门房点点头，让他进去。
他穿过庭院。剑河还是那条剑河。天鹅还在。他路过的时候，有一只正在水面上整理翅膀，白羽毛在傍晚的光里泛着灰粉色。
他站在e幢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那扇窗他关了三年。窗台上应该还有那枚贝壳——不，贝壳他带走了。窗台空了。
他站了三分钟。然后上楼。
三楼。他的门。钥匙插进去，转了一下，开了。
屋里和他离开那天一样。书桌还在老位置，正对窗户。书架上的书还在。床还在，铺着白色的床单——学院定期打扫，但没动过任何东西。
他走到窗边。窗外，剑河静静的。天鹅已经游到河对岸去了。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抽屉里的东西还在——左边第三个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