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往火车站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三一学院的尖顶在晨雾里，灰蒙蒙的。
他想起1872年，母亲送他到这里。她说：剑桥很远。他说：火车三小时。她没再说话。
现在他要去更远的地方。火车也是三小时。但那个地方，母亲没去过。
他继续走。
1879年2月1日，上午8:15。
火车开了。
塞缪尔靠窗坐着，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但他没写。他看着窗外。
剑桥的尖顶越来越小，然后没了。田野。村庄。工厂的烟囱。一排排低矮的房子，灰的，挤在一起。
越往南，房子越挤。烟囱越多。天越灰。
他想起母亲的笔记：伯明翰，西南地块，议会审批延迟三年。1872年信息，1875年兑现。
她从未交易。她只是记录。
火车开了一个半小时。窗外的房子变成连绵不断的灰色海洋。屋顶挨着屋顶，烟囱挨着烟囱。看不见树，看不见田野，看不见天空。
东区快到了。
1879年2月1日，上午11:30。
利物浦街车站。
塞缪尔提着皮箱走出站。风里有煤灰味、鱼腥味、还有别的什么——他说不上来。后来他知道，那是几千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一个通风口的气味。
他站在车站门口，看着眼前的街道。
窄。挤。人来人往。男人穿着粗布衣服，女人裹着头巾，孩子在脚边跑来跑去——光着脚，脸上有煤灰。
他想起1869年的展览。那些黑色街区。现在他站在黑色里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布思的信，又看了一遍。白教堂区，圣裘德学校。怎么走？
他问了一个报童。报童看了他一眼：先生，您是来调查的？
塞缪尔：你怎么知道？
报童：您穿的衣服。还有您手里的皮箱。来这儿的先生，都是来调查的。
他指了一个方向。塞缪尔说谢谢，往那边走。
走了两步，他回头。报童还在看他。
塞缪尔：你叫什么？
报童：汤姆。
塞缪尔：汤姆，你住哪儿？
报童指了指一条巷子：里面，第三个门。
塞缪尔：你多大了？
报童：十一。
塞缪尔：上学吗？
报童笑了一下：先生，我每天卖报，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赚六个便士。家里五口人等我买面包。您说上学吗？
塞缪尔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便士，递给报童。
报童愣了一下，接过，跑了。
塞缪尔站在原地，很久。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1879年2月1日，中午12:30。
圣裘德学校。
一栋两层的旧砖楼，墙上爬满煤灰。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玩——不是在玩，是在抢一块面包。
塞缪尔站在门口，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有人从里面出来。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灰色长裙，围裙上有面粉。
女人：您是韦斯特莱克先生？
塞缪尔：是。
女人：布思先生等您呢。请进。
她带他进去。走廊很窄，两边是教室。门开着，他看见里面坐满了孩子——不是坐，是挤。长条凳上挤了四五个，还有的坐在地上。老师在前面念什么，孩子们跟着念。
女人：这是二年级。四十七个孩子。教室本来只能坐三十个。
塞缪尔没说话。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一间小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人在说话。
女人敲了敲门：布思先生，韦斯特莱克先生到了。
一个男人站起来。四十多岁，深色西装，戴金边眼镜，头发整齐地向后梳。他走过来，伸出手。
塞缪尔握住他的手。很稳，不紧不松。
布思：西奇威克教授给我写过信，说您是剑桥最出色的年轻统计学家。我看了您1876年的论文，《偶然性与选择》。很有启发。
塞缪尔：谢谢。
布思：喝茶吗？
塞缪尔：好。
布思示意那女人倒茶。她出去了。
布思请塞缪尔坐下。办公室很小，两张椅子，一张桌子，桌上堆满文档、地图、帐本。
布思：您看过我寄的材料吗？
塞缪尔：看过一些。东区的人口数据，住房密度，死亡率。但我需要更多。
布思笑了：您和西奇威克教授说的一样。他说您会说“我需要数据”。
塞缪尔没说话。
布思：您要什么数据？
塞缪尔：码头工人的周薪记录。按码头、按工种、按季节分开。移民到达的船期表，爱尔兰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当铺的抵押记录。救济院的入院登记。警察局的拘捕记录。教堂的出生和死亡登记。
他顿了顿：还有，那些不被记录的数据。
布思：不被记录？
塞缪尔：码头工头从工人工资里